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人是由猴子变成的”，便是不少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一个重要“新知”。其实，欧洲原来不产猴子，欧洲人知道这种动物远比我们晚。东汉许慎（约公元67－147年）《说文解字》已经录有“猴”字，解释是：“?也，从犬?声。”古同“猱”，大概即俗称“猕猴”、英语叫做“macaque”的那种短尾猴；也有人说是长臂猿（gibbon）的一种，那也是一种短尾的灵长类动物，原产东南亚，但很早就传入中国也是有可能的。猕猴是中国人熟悉的物种，《诗·小雅·角弓》有“毋教猱升木”之句，说明诗经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它。《说文解字》又有“猩”字，但解释是：“猩猩，犬吠声，从犬星声。”这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猩猩，也许即现在形容犬吠的“狺狺”。《说文解字》没有“猿”字，但有虫旁的“?”，解释是“善援，禺属，从虫，爰声。”据郭璞《山海经·注》，“禺似猕猴而长，赤目长尾”，可见“禺”也是一种猴子；猕猴是短尾猴，它却以尾长为特点。以皮毛名贵著称的金丝猴（学名Rhinoplthecus roxellanae），塌鼻长尾（所以英语又叫“snubno sed langurs”），大概就是一种“禺”。和短尾的“macaque”一样，长尾的“langurs”在中国也很常见。由于认识到“?”虽然“善援”却并不是虫子，所以后来换了偏旁，改写作“?”或者“猿”。在诗歌、传奇、小说里，“猿”字又用得格外普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已是小学生也熟悉的名句。不过所有这些“猿”，指的其实都是猴子（monkey），并不是英语叫“ape”、我们现在所说的“猿”；而且，指猴子的时候短尾的猕猴也包括在内，并不限于原来所指的长尾猴。
中国人不但很早就知道猿猴，而且很早就认识到猿猴与人类的相似性，于是出现了猿猴劫人女子为妻的传说。这种传说早在汉代便已见到，到魏晋时期，张华（公元232－300年）在他的《博物志》一书里更有相当具体的描述：“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辙盗之以去，……取去为室家。……有子者，辙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及长，与人无异，皆以‘杨’为姓。”唐代早期传奇的一个名篇，是《补江总白猿传》（遗憾的是作者不详），写梁大同末年，别将欧阳纥南征至长乐（今广西桂林附近），妻子被白猿劫走。后来他率兵入山，杀猿，夺回妻子，而妻已孕，生子状貌若猿，而聪悟绝人，即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公元557－641年）。据说欧阳询虽然书法出众却其貌不扬，太尉长孙无忌曾经有诗嘲讽他：“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鳞阁上，画此一猕猴。”
在日耳曼语族各种语言里，原来是猿、猴不分的，至今德语仍然如此，把二者都叫做“Affe”；英语“ap e”即由它演变而来，但“monkey”一词却迟至16世纪才出现，而且《牛津英语词源词典》说它“来源不明”。在中国，“猿劫妇人”传奇为人熟知的最后版本，大概是明末冯梦龙（1574－1646）《古今小说》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故事还是原来的故事，只是具体了许多，并且把时间改到了大宋宣和年间。宣和三年是公元1121年，那时英语“monkey”一词还没有出现。
欧洲人对猿猴不但知之甚晚，而且知之甚少。直到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完成他的Sy stem a N a tu rae（《自然系统》，1736年首版，1758年末版），欧洲人对猿猴的认识仍主要依据一些水手、旅行者、探险家讲述的故事，带有浓厚的“猎奇”色彩，其可信程度显然还比不上一千多年前中国的“传奇”。例如，在林奈的分类里，在现代人所属的“H om o sap ien s”（智人）之外，就还有“Homotrog lodytes”（据说是一种只在夜间活动的“人”，“speak in hisses”，说话“嘘嘘”声）、“Homocaudatus”（对这种“人”林奈知道得比H. troglodytes还少，只告诉我们他没有尾巴）、“Satyrustulpii”（一种黑猩猩）和“Pygmaeused－wardi”（一种猩猩）。
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走出欧洲，足迹几乎遍及全世界，随着现代生物学的萌发，他们对猿猴的认识开始超过我们。而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大概确实“老大”了，仍在以也许略有不同的方式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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