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3年6月14日，约翰·埃扎德在《卫报》撰文宣布，有一本弗吉尼亚·伍尔夫早期的笔记本，在伯明翰一位学者的抽屉中沉睡了35年，由于搬家，重见天日。笔记共有60页，时间跨度从1909年2月到11月。现在为苏塞克斯大学图书馆收藏。7月15日，笔记本以《卡莱尔的房子和其他素描》（Carlyles House and Other Sketches）为名由赫斯佩鲁斯出版社出版，编辑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卫·布拉德萧博士，女作家多丽斯·莱辛撰写前言。
伍尔夫一生勤奋，著述丰富，除小说创作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日记等，供后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收集得已经十分完全。如今，又出现了一本早期的工作笔记，这是研究者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英国评论界对笔记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提供了研究作家当年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布拉德萧说，笔记令人们“看到一些伍尔夫的新东西，她的人生一些新的方面，”“拓宽了我们对弗吉尼亚在1909年的行踪、交往、社会活动的了解，因为所有7段素描或是和她生活中主要人物或主要问题有关，或是和批评家认为人们要注意的她的作品的那些方面有关。”笔记提供了新的证据，说明伍尔夫喜欢凡事都要探究真相，“一直有职业冲动，来训练自己的‘眼睛和手’，用笔记录说不定某天小说中会有用的事情”。莱辛认为，“笔记本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尚处于学徒时期的作家”。展示了“为了未来的卓越而进行的五指练习。”简·加达姆虽然认为笔记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但是仍然觉得，从“第一句话开始，我们听到无疑是弗吉尼亚探索和追求的声音”。
1909年伍尔夫写这本笔记时27岁。其时，姐姐文尼莎已经和克莱夫·贝尔结婚，有了一个孩子，自己的绘画事业有所成就，而弗吉尼亚自己却要和弟弟艾德里安搬到附近的菲茨罗伊广场29号著名文学家卡莱尔的房子去。弗吉尼亚不是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和弟弟住在一起，相处不很融洽，因此更加想念和姐姐一起生活的日子。和姐姐相比，弗吉尼亚的婚姻问题并不顺利。她并不缺乏求婚者，那个布卢姆斯伯里的圈子里，就有不止一个人向她求婚，但是都被她拒绝。不过，这一年，她接受了长自己两岁的利顿·斯特雷奇的求婚。斯特雷奇博学好文，写了《维多利亚人传记》，声名大震。但此公有同性恋倾向，订婚不久，又解除了婚约。个人婚姻问题不顺，事业的前景也模糊不清。此时的弗吉尼亚定期地为报纸写书评，主要是为《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作，但是，这方面发表的文章数量已经渐渐少了，主要是她想成为小说家。她尝试写小说，但是尚无小说发表。1909年10月，她将第一篇虚构作品投稿给一家全国性的杂志，稿件被退了回来。而小说《远航》，要到6年后才能出版。
所有这些给弗吉尼亚精神上带来的痛苦和愤懑，都可以在这本笔记中找到。事实上，新发现的笔记的基调远不是轻松欢快。显然，弗吉尼亚个人婚姻问题上的挫折，使她对婚姻特别关心。在“汉普斯特”部分，弗吉尼亚写道，“工作过但是没有结婚的女性，会有一种特别的神色：优雅但没有性别，倾向于严厉。”小说家简·加达姆认为，这和弗吉尼亚还是未婚女人的状况有关。加达姆甚至认为，“越是读笔记，越显得笔记和婚姻有关。”
大概是弗吉尼亚情绪不好，笔记中对人物的描写，灰暗面用力较多，以致批评家担心，人们会误以为笔记本反映的是作家的全部。布拉德萧认为，“我们不应该让笔记的语调和内容蒙蔽了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和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伍尔夫和她描写的生活一样难以捉摸，不可分解。”布拉德萧提醒人们，弗吉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要写一部亲犹太人的小说（《岁月》），并且仔细而痛苦地审视自己的偏执，审视自己所属阶级的偏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伍尔夫在作家见习期的素描；它们绝不是整个故事。”
这里提到的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是批评家们对笔记普遍反应比较强烈的地方。笔记中有一段速写的标题是犹太人，写到洛布夫人，“……一个肥胖的犹太女人，56岁了，皮肤粗糙，眼睛松垂，头发蓬乱……吃的食物，当然是油汪汪的，令人作呕。”《卫报》用小标题突出了上面的引文。认为这种对犹太人公然的污蔑性语言，流露出弗吉尼亚早期对犹太人的偏见。简·加达姆也评论道，这样的描写，“现在看来令人震惊，哪怕是当时的人们，也会以为令人生厌”。
但是，批评家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弗吉尼亚辩护。埃扎德在引用弗吉尼亚对犹太人污蔑性的描写的同时，又引用牛津大学教授荷美奥尼·李的话：“我一点也不想为写作中的这些非常令人不快的部分找辩护的理由。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自己的偏见比其他任何人都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布拉德萧一方面认为这样的描写，“明明白白地令人生厌。对‘犹太人’的尖刻在笔记中无有其匹，展示了弗吉尼亚反犹太人的令人生厌（如果也是传统的）的一面”，同时他又认为，“弗吉尼亚对安妮·洛布夫人的贬低也许最多可以看作笔记中无处不在的吹毛求疵的一部分。”为了给弗吉尼亚辩护，布拉德萧的评论文章标题就是，“过些时候，她将痛苦地审视自己的偏执”。布拉德萧明确地指出，笔记展示的弗吉尼亚并不十分令人愉快，因此，读者需要“注意在她最伟大的小说中将强调的一些东西。”言下之意，成熟的弗吉尼亚才是较为真实的弗吉尼亚。
比较而言，小说家莱辛则更愿意接受笔记中展示的那个弗吉尼亚，虽然同时她也认为，笔记中的弗吉尼亚并不是全部。莱辛并不隐晦笔记有势利和反犹太人倾向。她认为，弗吉尼亚和她的朋友是一群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敏感，喜欢艺术”，“提倡真正的趣味”，“鲜明地反对自己的时代”，因此，看到弗吉尼亚在笔记中对各个阶层的人表示不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莱辛认为，弗吉尼亚属于当时一些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他们不仅反对中产阶级的庸俗，也反对劳动阶级，他们的势利“不仅可笑，而且有害，是使人狭隘的无知。”因此，笔记中的偏见，有些属于这些艺术家，有些则是弗吉尼亚自己的。但是，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弗吉尼亚对时俗持批评态度，批评起来不留情面，有时甚至有相当的偏见、偏激，好走极端。比如，弗吉尼亚强调写作中的纤细和敏感，对不以纤细和敏感见长的作家并不欣赏。这当然有偏见，但这是真实的弗吉尼亚，而这个真实的弗吉尼亚往往被人们忽视。
从这个角度出发，莱辛对近期上演的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她认为，电影塑造的伍尔夫，不是真实的伍尔夫，是女作家同时代人会感到惊讶的伍尔夫。电影给人们的，是“一个敏感的，痛苦的女小说家形象”，而事实上的弗吉尼亚，是个“言语恶毒，不讨人喜欢的女人”，并且“满嘴脏话，尽管带着上层社会的腔调”。真实的弗吉尼亚，像其他女性作家一样，追求真理，但是追求真理的女作家当时并不被人理解，而笔记中对詹姆士·斯特雷奇及其剑桥朋友的描写，便是例证。莱辛认为，弗吉尼亚的尖刻，也是她面对敌视女性的社会的一种反应，“后人似乎不得不使弗吉尼亚变得温柔、可敬、平和、优雅，于是便看不到那粗鲁、苛刻、声音刺耳的部分，而这些也许是创作的源泉。弗吉尼亚最终以文质彬彬的女文人告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扮演伍尔夫的会是一个年轻漂亮时髦的姑娘，不苟言笑，永久的蹙眉显示，证明她有许多艰深的思想，正在深思……天哪！这个女人不生病的时候享受生活；喜欢聚会，朋友，野餐，远足，短途游览。”
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注重作者的社会态度，不溢美，不为尊者讳，力求客观，寻找一个真实的弗吉尼亚，我以为这是英国批评界主流对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笔记采取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