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范畴内的抽象论点，也大可以充当哲学范畴内的具象论据。多年来，我脑海中不断回味着这个例子，总觉得它的涵义还不止于此。直到有一天，在重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我忽然悟到，“我们晒太阳”其实深刻地表白了人类根深蒂固的“哲学王心态”！不是吗？柏拉图说得很赤裸裸：理想国要交给那个通晓理念的哲学王治理，最高的理念是善，“它在可见世界的儿子是太阳。”所以，哲学王是太阳的爸爸呢，当然要伸个懒腰登高一呼了：我们晒太阳去！
正如晒太阳允许有不同姿势，哲学王也是各种各样的。日前，去外校参加一个学术讲座，主讲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国内理论界权威。我一向有个并非不敬的看法：理论搞到六十岁，也就不妨金盆洗手，像海德格尔所说转入“思的任务”了，因为理论这东西，年事一高后最容易心力不逮，还是把与时俱进的使命让给年轻人吧。但考虑到毕竟机会难得，或许，也能使吾侪晚生后学获益匪浅，于是便去了。不料，开讲没几分钟，这位老先生一下抛出凛然不可犯的八个字来——“我是反对后现代的！”
后现代居然可以被反对？还居然可以被你反对？后现代首先是一种时间啊。反对后现代，不也就等于反对“我生于二十世纪”？不也就等于反对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倘若因为年事已高，疏于吸收新知，在遇到相关问题时小而化之，这无可厚非，偏偏叫人奇怪的是，自己不学习，还要排斥学习，摆出哲学王式君临天下的自信，仿佛谁不听从就是不谦虚似的。无论是“混淆视听”的忧虑，抑或“一言堂”的反感，在此都显得多余，我只想问一句：这种闭目塞听掩耳盗铃的学术心态除了反证自己的浅薄和自恋外，究竟对思想的真正推进有何助益？
我也是学院中人，自问对当今学界的生态环境还是有所了解的。据我观察，学术发展一日千里，一些久负盛名的专家学者事实上早已中止了本该不懈求索的学术生命，而陶醉在徒子徒孙的歌功颂德中如云遮雾罩。例如，有的名家在回答青年学子虽显尖锐、但不失见地的质疑时竟如此不耐烦：“我十年前就这样讲了！”那么，为你鼓掌吗？每当碰上类似的场合，躲不过又避不开，“吟罢低眉无写处”，我干脆合上眼，默默在心里念叨王力先生的话：“我们晒太阳……太阳晒我们……我们被太阳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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