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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张艺谋、田壮壮、郭宝昌、陈凯歌、何群 |
我与“第五代”导演，1982年以前并不相识。1980年有过一次接触——假如那也叫接触的话。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也就是处女作——电影《神女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以后先拿到学院去放映（所有的新片，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16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娘家扬眉吐气一下。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在“神”剧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现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坚决反对。他说现在电影学院里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
有一次，“八一”厂的一位老导演拿他的新作来放，这帮小子大呼小叫丑话迭出，鼓倒掌叫倒好，愣把这位老导演气跑了，说再也不进学院的门。还有一位“西安”厂的导演拿新片来放，愣叫他们给哄哭了，什么面子、礼貌，一概没有！现在一般的导演都不敢在学院放片子了。
学院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还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仔细分析了一下说有三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我还没次到这种地步吧？我偏去！克明又说他拿片子去放，叫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这么恐怖，反而惹起我的火性，一定要去，看看这帮混账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哄笑，克明悄声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我×，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地喊道：“我×，丫挺的不推？”满嘴的脏话！三次没哄起来。您想想那镜头真要是起了音乐，真要是“推”了，下面会怎样地起哄！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地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当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爆发热烈的掌声。直到换了本儿，下一场开始了，掌声依然不断。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这他妈叫什么事！他们没哄起来我就成功啦？后来才知道，坐在我后面那帮小子，就是导演系七八班的学生，也就是后来威名赫赫、声震中外的“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群之流，高声呐喊的正是何群。
我真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1982年在厂里看他们拍的毕业作《红象》。几个画面一出来我就傻了，中国怎么出这东西了，这是一帮什么人拍的？凭我当导演的直觉和敏感，我知道一批新人起来了。片后的字幕中就是这批精英的名字，而且这批精英恰恰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这帮狂放不羁、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事业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艰难的起步。他们对我还算客气，大师兄嘛，大概觉得我还不属“老朽无能”那一类。何群说：“看完了《神女峰》，别的公安片没法儿看了，您都拍到头儿了。”直到何群当了导演，拍完第一部片子见到我才万般感慨地说：“我×，以后不管什么导演拍出什么烂片子我也不哄了，谁要再哄，我×他妈！现在当导演也太难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倒不以为然，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是一种精神，哄一哄有何不可？有何不好？要叫那些固步自封、自鸣得意、观念陈旧、不思进取的导演感受一下羞耻———知耻近乎勇啊！
入厂以后他们按规矩每人都要跟两部影片做副手，然后才可独立工作。他们都跟了片。其实他们早就有了独立拍片的能力，但在中国不行，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这帮小子一能独立，立即要求成立青年摄制组，选定的第一个剧本便是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一个和八个》。这叫我吃惊。这个本子厂里最早交给我，希望我拍。我看了本子，当然好！可那是什么时候，刚打倒“四人帮”五六年，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伤痕”一类的文艺作品正在受到非议，我摘了反革命的帽子也刚三年。
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锻炼了我灵敏的政治嗅觉，现在拍一个土匪抗日的片子不是找死吗？我劝厂领导放弃，这个本子就搁下了。这帮不怕死的牛犊子要拍，正中厂领导之下怀，不顾我的一再告诫决定上马，更要命的是对这帮年轻人不放心，要我做“艺术指导”。我拒绝。
这帮小子登门找我来了，说我不挂名青年组就不成立。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挂吧，但我声明“我指导不了你们，挂名只为了你们上马，一旦拍完我立即撤退，字幕上也绝不挂名”。艺谋说：“这都是后话，到时候再说吧。”我知道我真指导不了他们，有《红象》在先，已经够我学习一阵子了。我挂了名便去忙我自己的新片去了，开机我也没功夫去，只写了一封贺信。他们的第一批样片出来的时候，我正好在京，艺谋约我去看，并叫我一起去易县外景地看看。
在洗印厂先看样片，只有我和艺谋两人还有我的一位司机。样片一放我震惊了，空间的处理那么独特，光打得那么有个性，演员的表演那么朴实，不完整构图所展现的画外空间那么具有想像力，银幕造型那么强劲有力，是一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形式上的突破真是“胆大包天”。太另类了，是我看中国片以来，最具个性、最为叛逆的最优秀的片子。假如说《红象》给我的还只是一些浮泛的感受，而这批样片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一课，我折服了。我向身旁的司机小徐说：“中国要出大师了！”尽管它的形式并不完全合理，可它本没想合理，它只想突出两个字：叛逆！这便是一代人成长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素质。
样片一看完只见艺谋哭丧着脸对我说对不起郭爷，这批样片拍得不好，您那么支持我们，我们拍成这样太惭愧了。看得出他决非假谦虚，决不是假客气。他说“砖窑”一场本想把背景刷黑，这是错用了墨汁来刷，反映在胶片上变蓝了，墨汁有胶凝固以后有反光，整个儿砖窑的气氛全破坏了。我又震惊了，这么点儿小事至于这么哭丧着脸吗？我说千万别来什么对得起对不起什么的，这批样片很棒。他说不行，回去以后要补拍，我说现在绝对不行。
在去易县外景地的路上我向他陈说利害。当年新手上片，只要第一批样片拍砸了，只要第一批样片补拍，只要这消息传到厂里，就立即有被停拍的危险，因为人事关系不是一般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而且是握有实权极有影响力的人正摩拳擦掌拭目以待，小刀儿磨得贼快，随时准备捅你一下子。
艺谋满脑子艺术，对周边环境形势之险恶毫无戒备心理（这在后来《黄土地》中更凸现出来）。我说对于这批样片要大造舆论，要说“好得不得了”，更不能提补镜头的事。车到外景地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摄制组全体人员几十口子全都站在村口迎接，急等着要看样片，实在令人感动。
全体驱车奔了县电影院，刚好影院散场，观众退尽全体看了样片。样片放完场内鸦雀无声，何群突然站起大叫：“我×的咧，这拍得叫什么这叫，这他妈能看吗？我×，怎么成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么就把何群这混小子给忘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忙冲上去把何群拉到一边说：“你他妈活腻味啦？喊什么你？”我把对艺谋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何群恍然大悟、满脸尴尬。回到外景驻地开了一个会，统一了认识：一，这批样片好得不得了，立即送回厂里审查。二，用不着补镜头了。三，“砖窑”一场重拍，但要在这个外景点儿全部拍完以后，临撤退前补拍，而且不是“补”，是增加戏，增加几个镜头。可新鲜事物的起步绝非那么简单，传统观念的惯性束缚着几乎所有人的思维，看完样片后首先是演员不答应了。
他们对样片的风格极不理解。“八一”厂的一位老演员气呼呼地说：“拍的这叫什么？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都没看见我那脸在哪儿，好容易看见一个，还在画面边儿上，还一半儿在外面，里边儿只剩半拉了！”这种情绪很普遍，我找这位老前辈谈了话。第二天又开了会，祝贺第一批样片的成功，并希望大家理解新的观念，支持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中国电影需要突破。
下午我去了拍摄现场，再次使我震惊，这是“五代”给我上的第二课。现场围观的老乡甚多，我也帮着维持秩序，有一个人竟站到场子中央，我把他向外推说老乡往后往后，这人说郭导，我是演员，着实叫我一愣，我又推第二个，又是演员，过一会儿我又去推那第一个，还是当做了老乡。这人就是辛明。他说您怎么老推我呀！我还从来没这么眼拙过，任何戏我都可以从千百个老乡中，准确地抓出扮演老乡的演员，扒层皮都认得出是个“城市老乡”，可这个戏我居然一再上当。他们把演员剃光了头，淋上水，在太阳下曝晒，使头皮和脸色一致。他们不满足于服装做得旧，叫演员穿上衣服在土地上乱滚，在土墙上乱蹭，每个镜头前都往演员的头上身上撒极细的土沫，那真名符其实，一丝不苟。他们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使我深受触动。
晚上回来又开了总结会，我表示了深深的敬佩之意。第二天我返回北京，要把样片发回厂，由厂里审查，我又担心了。其实那位老演员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一旦这批样片不被审查人理解，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一起哄，整个摄制组就有夭折的危险，所以审查时我必须在场。往南宁发片的同时，我给生产办主任写了一封信：我没回去之前任何人不得看样片，片箱不得开封。我那时还有点儿“破”权力，领导也信任我。
十天后我才回南宁，片箱果然原封未动。当晚，厂里放两部片子，散场后将所有的人驱逐出场，只留下厂长和书记二人，我陪他们看样片，边看边解说；其实我说的都是我的学习心得。样片放完，二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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