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教程》一书中“知识分子”一章分三节，首先阐明“知识分子”源起的两个版本。一是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它是指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先进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其主要特点为关怀公共事务，并视为自己的责任，另一版本就是法国作家左拉等人介入“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事件使“知识分子”这一称谓被赋予明确的价值内涵：“知识分子在其社会角色上是现存体制的反对者和批判者”。由此编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们试图让自己成为知识分子时，俄国知识阶层的启示，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而法国知识分子的遗产，则是对权威体制的批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何为知识分子”，编者引用余英时在《历史与思想》一书中的序的一段话：“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靠他的知识技能而生活，因此他同时必须是一个知识从业员。相反地，一个知识从业人员（无论他是教授、编辑、律师，或其他专业）却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指出知识分子的重心显然不在“知识”而在“分子”，编者用一个概念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内涵：“职业”与“志业”，如果说前者是谋生，后者则更多是信念。二者是合取关系，对知识分子而言，“志业”更重要，它是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关键所在。这个“志”不是别的，而是俄国“知识阶层”与法国“知识分子”永垂史册的风范：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批判介入。
编者指出，公共事务非知识分子专职，知识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就所有的公共事务发言；只有公共事务治理不当即体制出问题时，知识分子毋宁专注于专业——所谓天下有道，知识分子不议；然而，天下无道，则知识分子必出议论之声。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上发出的声音往往是批判性的。因此，简洁地说，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主要在于其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大致是批判角色；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作为更多的是批判性行为。批判不是别的，它是一种关系，是知识分子与国家特意设定的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必要的紧张，来自古希腊著名的“苏格拉底之喻”。苏格拉底曾把国家喻为一个巨大的牲口，而把自己视为牲口身上的“牛虻”；牲口由于太大，行动迟缓不便，因而需要牛虻叮它、刺激它，使其焕发活力。因此，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知识分子自觉充当“牛虻”。
（《大学人文教程》，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2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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