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记者：冯小刚的贺岁片《手机》引发了人们对“手机文化”的关注和讨论。对于电影里的严守一、费墨而言，手机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而成了随时会炸响的手雷，成了他们永远的噩梦。有的评论说《手机》这部电影探讨了手机这样的高科技“双刃剑”的性质，它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了很多麻烦。这些评论有道理吗？
刘兵：这当然是一种解读。对于一部作品，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也可以那样解读。以《手机》来探讨婚外恋问题、谎言问题、性别问题，都是成立的。说它探讨了高科技的“双刃剑”性质，也无不可吧。我个人并不喜欢这部片子，作为商业片，它不好玩，反而有些沉重，我就听到许多人说看过之后很不舒服；从思想内涵来说，它又比较肤浅，没有什么震撼性的东西。当一个以市井幽默见长的导演试图探讨更严肃的问题时，就显出捉襟见肘来了。在这部片子中，对于道德问题的探讨并无什么新意，而且似乎是基于满足人们的一种窥私欲。设想一下，如果把手机置换成日记的话，也许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只不过手机这种现代化的装置遮蔽了传统中已有明显结论的争议。
记者：不过，讨论高科技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改变，手机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短短几年内，手机在中国得到了普及，这不但改变了人们的通讯方式，也改变了人际交往、情感生活、娱乐的方式等等。那么，手机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改善和优化了我们的生活吗？
江晓原：不一定。我甚至认为，手机对我们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比如，过去你联系一个作者，写一封信到收到回复，也许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而现在，一个短信，几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然而，人们并不允许你在这个星期的其余时间里闲着——大家认为你现在一星期应该联系70位作者。虽然现在你联系70位作者也只要一星期甚至更少的时间，但是你付出的精力已经成倍增加。这就是现代人普遍感到疲惫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通讯效率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节奏成倍地加快，结果是各种“任务”越来越多，垃圾信息泛滥，而我们的闲暇却越来越少，时间、精力越来越不够用。我们总是希冀技术给我们带来生活的突破，可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在帮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把我们带到牢笼之中。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觉得今年生活质量最好的时间是非典肆虐期间，因为它的到来打破了原先浩浩荡荡的“生活的洪流”。
刘兵：有人说过一句很不中听的话：“匆匆忙忙地活着，就是匆匆忙忙去死。”我们总在赞美科学技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带来了方便，节省了时间，但是，我们似乎没有想过，那些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干什么去了？还不是继续去忙，忙着挣钱，忙着消费，忙着娱乐……这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吗？如果不以效率作为评价标准，而以心理感受作为评价标准，也许很难说技术进步是增进了人类的幸福。
记者：但是，一般我们总是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无辜的，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如果技术进步带给我们的不是好处，那要怪我们使用它的方式不正确。比如人类发明了刀子，你可以用它来切菜做饭，也可以用它来杀人，如果人们把刀作为凶器，承担罪责的是凶手而不该是刀子。又如在《手机》这部电影里，严守一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惹上麻烦是迟早的事，怎能加罪于手机呢？
吴国盛：这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单纯把手机作为技术产品来看，也许它是中性的、无辜的。但如果从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角度来看，一种技术实际上承载了很多价值内涵。庄子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是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手机正是使我们“神生不定”的东西。
可能人们会以为，手机使我们的沟通更加便捷，促进了友情、亲情，但实际上，手机造成的是我们对亲情的淡漠，友谊的消解。手机使我们置身于信息和人际交往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同时也使我们成为一个个的信息孤岛，朋友之间少了面对面的交流，亲人之间也不再需要鸿雁传书，“家书抵万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亲情的维系需要提高效率吗？联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增进亲情吗？我看未必。
手机代表了高速、效率、方便、时尚，某种程度上它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写照和物化。这个社会追求的是经济发展，从政府到企业，都竭力推动手机产业的发展，鼓励人们频繁更换手机，鼓励手机文化的发展。手机倒是对GDP贡献不少，但我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提高了吗？人们似乎很少去想。
刘兵：手机流行的背后是消费主义、经济主义观念的流行。商业的秘诀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制造需求。受益的是中国电信、联通和手机生产厂家，恐怕不是我们的生活质量。不信你可以自己看看，在你用手机接发的短信中，究竟有多少是必不可少的信息？ 记者：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高科技支撑的社会，我们相信伴随着科技进步，伴随着现代化，生活将越来越富足，越来越幸福，难道事实竟然不是这样吗？
江晓原：最近和朋友聊天，总会讨论起现在我们的生活状况——它是不是好转了，还是变糟了？也许物质在变得富足，可是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一方面，现代社会这部具有高度整合力的机器，已经把大部分人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它不断繁衍出的制度要求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那样的”；另一方面，物欲被煽动起来，人人都投入到消费的队列中去，希望购买到快乐、幸福。但是这可能吗？就说我们现在的旅游消费，有多少人能真的享受到旅游的乐趣，而不仅仅是形式化地出一趟外地，然后聊以自慰说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更新？现在的科研院校也试图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来进行规划，浮躁气氛在不停地驱策着知识分子有所产出。现在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某某工程”，学术如何“工程”？学术怎么能有时间表？学者在这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优化自己的生活，并进而从事自由探索的创造性活动呢？
记者：可是，面对社会的这种变化趋势，难道我们只有被动地适应吗？难道不能做点什么予以改善吗？扔掉手机是一个办法吗？ 刘兵：原则上可以，但实际上不大可能。一个人似乎有选择的自由，但其实不过是被社会潮流裹挟着向前走。对于考虑放弃某些技术的人来说，在现实的状态下，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非常高。
江晓原：面对时代潮流，用冯小刚一部电影的名字来说，也许只有“一声叹息”。但是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并不悲观。人类不能用悲观的假定来规划生活，我们不能对生活丧失信心。优化生活和技术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我们改变生活的决心。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弊端，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要在不得不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同时进行抗争——严守一丢掉手机是不可取的，他早晚还得再去买一个，但是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关机啊。现在很多人不敢关手机，说是怕“失去机会”，其实，为了身心安宁一会儿，就要宁可失去一点所谓的机会。要抗争就要有放弃。 附记：稿子写成以后，记者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三位被访者，请他们予以审定修改。江晓原教授、刘兵教授很快作了回复，但吴国盛教授却未见回音，他的手机也没有开机——吴教授看来是在亲自实践他的“手机哲学”。因此，本文吴教授回答的部分如果有背离其原意或者不妥当的地方，则责任全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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