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似乎是所有人的精神鸦片，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快乐些。但是，即使是对于快乐本身，我们都很难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何况是快乐背后的科学机制呢？这是一项艰巨的却吸引人的课题。因此，当若干年前看到一个朋友拿着一本《快乐的科学》时，心为之一动，赶紧借来一阅，原来是尼采1882年所写的一本哲学著作，书中所谈的自然不是我所想要了解的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快乐的科学”。
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快乐与幸福之类的话题都只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的话题，科学的航船还在“快乐之海”的远处忙碌。直到大约半个世纪前的20世纪50年代，现代科学才开始抵达“快乐之海”的边缘。那时候，科学家们发现老鼠的大脑中存在一个反应中枢，这个反应中枢在电流的刺激下会使老鼠处于狂喜状态。这种可以人工制造的快乐启发了美国新奥尔良的精神病医生罗伯特·希斯，也为人们窥探快乐的科学奥秘打开了一条缝隙。
作为精神病医生，希斯目睹了太多的各种精神病人的痛苦，一直希望找到一种可以挽救病人于痛苦之中的办法。他猜想人类大脑中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反应中心，也许可以用这种人为的快乐来帮助精神病人解脱痛苦。他的想法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初步实现。大脑深处被植入电极的精神病人确实可以从电流的刺激中获得快感，并且一而再地希望获得电刺激所带来的这种快乐。不幸的是，这种美好的感觉随电流而来，又随电流而去。希斯失望之下转而去研究其他课题。
希斯的工作使人们坚信，快乐的感觉只不过是大脑中一种简单的神经化学过程。这种认识鼓舞着人们去努力描绘出人体大脑中快乐产生的神经回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努力终于有了回报，科学家相信，当相关信号在多巴胺物质的传送下，由腹侧被盖区传向伏隔核，再传至前额叶皮质，就会在大脑中形成快感。由于回路中传递信号的关键物质是多巴胺，整个快乐回路也因此获得了另外一个名字“多巴胺系统”。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将所能想到的各种快乐，从获得食物的满足感到赢得钱财的兴奋感等所有美好感觉的产生都归结为“多巴胺系统”的功能。“多巴胺系统”被看作大脑中的G点。大量的经费投入到对“多巴胺系统”的研究中，同时也涌现出数千份的研究论文。与此同时，现代脑成像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理论图景：当人们在享受某种东西时，不管是食物、性爱、音乐还是鸦片，“多巴胺系统”都表现活跃。相关的化学分析还发现，不管你享受的是何种快乐，整个神经回路都会出现大量的多巴胺物质。这些证据是如此的强大，让人们不得不相信，阐述快乐的理论大厦已经很完美很坚实了。
然而，就在这阳光灿烂的景象中，有几朵乌云飘了过来。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在一次老鼠实验中得到一个与以上图景不符的惊人结果。他发现可以通过观察老鼠的面部表情来判定它们对某种味道的反应。当老鼠吃甜食时表现出快乐的表情，吃苦的东西时则表现出讨厌的表情。假定这种快乐或讨厌的表情是受“多巴胺系统”控制，如果将多巴胺的信号传递过程阻断，应该无法在老鼠吃甜食时看到快乐的表情。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老鼠吃甜食和苦的食物时所表现出的面部表情一如既往。为了防止实验中可能出现差错，贝里奇又做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验。他用神经毒素将老鼠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细胞去除。然后，他发现这些老鼠会“心甘情愿”地饿死。起初以为老鼠是因为不喜欢这些食物而绝食。但是，当贝里奇强行给这些老鼠喂甜食以及苦的食物时，它们的面部表情又和先前一样喜甜厌苦。由此可见，在没有多巴胺参与的情况下，这些老鼠的快乐感觉是正常的。有些科学家开始怀疑快乐的产生并非原来想象的这么简单，也许人们对快乐的科学研究还只是个开始，远远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地步。
肯特·贝里奇认为，在希斯开展的精神病人实验以及在此之前的老鼠实验中，电极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另一种与快乐稍有不同的感觉——欲望。同样，大脑中没有多巴胺物质的老鼠是因为没有进食欲望而饿死的。贝里奇还发现希斯的实验对象出现过虽然不口渴却仍然想喝水的现象。这种感觉听起来更像是欲望而不是快乐。
贝里奇提出，多巴胺系统控制的实际上是欲望，而不是快感。对欲望和快感做出区分的不仅是贝里奇一人。美国俄亥俄州立保令格林大学的杰克·潘克塞普发现，那些服用了可以阻止或刺激多巴胺物质产生的药物的人，对某些味道的喜好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他还和威斯康辛大学的安·凯利以及其他科学家发现，在快乐形成过程中传递信号的关键物质不是多巴胺，而是鸦片类物质。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的埃德蒙·罗尔在大脑中发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可以产生快感的区域——位于眼睛后面的眶额皮质。
另外，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贝里奇、凯利等科学家发现，鸦片类物质受体不仅在原来的多巴胺系统中大量存在，还广泛存在于人类大脑的其他部位。这表明快乐中枢也许遍布整个大脑。大脑中存在各种含有鸦片类物质受体的细胞，分别对应于不同快乐感觉的形成。其中，腹侧苍白球和眶额皮质是两个比较核心的区域。另外，由鸦片类物质驱动的快乐神经回路和多巴胺驱动的神经回路部分重叠，这意味着有些脑细胞同时参与了这两类活动，但它们在不同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使用的化学物质都是大为不同的。
加拿大生理学家迈克尔·卡巴纳克认为，快乐是一种非常简单却非常古老的进化上的发明，所有的情感都是从快乐和不快中进化而来的，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他估计快乐大约在两栖动物出现之后和爬行动物出现之前产生。快乐出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指导我们的行动。在任何一个时刻，动物总会同时面临许多相互冲突的欲望和想法：捕猎、呆在安全的地方享受食物、交配或者取暖。所有这些要求都会驱使动物去做某些行为。但是，动物如何在这些行为之间进行抉择呢？也就是说，如何给这些行为按照优先权进行排序呢？卡巴纳克认为，大脑中肯定存在某种“共同货币”，使得大脑可以在这些行为之间进行比较和排序，进而做出抉择。这种共同货币就是快感。所有决定的做出都是为了使快乐最大化，比如，在花钱的不快和享受食物的快乐之间进行权衡。这种倾向是人类的“快乐本能”。
不过，对于享乐主义者来说，不幸的是，大脑还为快乐设定了限定机制。当快乐达到一定水平时，大脑会通过脑部压力系统释放出特殊的化学物质对快感进行抑制或者直接降低多巴胺等化学物质在体内的浓度，从而降低从事某种行为的欲望，回落到所谓的“快乐底线”。因为你还要执行优先权排序表上的下一个任务，不能一味地沉湎于某种单一的行为。如果强行如此，就会对你的快感系统以及身体带来伤害。卡巴纳克还提醒享乐主义者，有意地追求快乐是永远也达不到真正的快乐的。因为当你享受快乐时意味着你一定是需要某种东西。但是，当我们没有任何危险或需要时，才是最舒服最快乐的。人们常说“无欲则刚”，多年后这句话或许要改成“无欲则乐”了。
现在，对快乐的科学研究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学科，一些大学已经设立了“快乐学教授”，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生活品质”研究所，快乐学还拥有了自己的专业期刊《快乐研究杂志》。这份杂志从2000年开始创立，至今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如果你现在发现身边某个朋友拿着一本《快乐的科学》时，或许那就是一本科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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