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选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新书，以69篇亲历者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回忆文章，多侧面、全方位地勾勒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邓颖超同志的光辉形象。
书中一幅拍摄于1916年、引人注目的黑白单人照片，把我带到了20世纪早期的岁月。照片中的邓颖超，亭亭玉立，穿着白花小方格上装和黑裙子，左手紧持一书贴在衣角，眼中写满单纯，脸上透着稚气。可在我看来，却似乎有一种持重的神色从她的眼神逸出，因为，她虽然年仅十二三岁，但已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受到了一些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和影响。3年之后，当“五四”运动的狂飙在北京腾空而起，并随之向全国各地扩展时，十五六岁的邓颖超则已怀着满腔热忱，在天津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她参与组织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讲演队长，奔走呼号于大街小巷。她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猛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束缚”，“勇敢地站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1919年9月，邓颖超还参与创建了有名的学生组织“觉悟社”，与周恩来结下了最初的友谊。1923年邓颖超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共产党员。
那时，在中国北方，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斗争的状态，因此，入党的手续比较简单，没有挂党旗和宣誓等仪式。但邓颖超和其他的同志一样，都抱定了一个宗旨，就是打从入党之日起，就“决心为无产阶级利益，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为妇女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同胞，面对一个专制残暴的军阀政权，还是少女的邓颖超立志如此高远，而动机又是那么纯真，怎不令人可钦可敬！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邓颖超服从组织分配，任国民党顺直省（今河北省）党部妇女部长。以后又身负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重任。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邓颖超随同丈夫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上海党组织的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当时正与顾妻住在一起的邓颖超，经历了一次异常的紧张和惊险，好不容易才与周恩来等几位中共地下领导化险为夷。
1932年，根据党中央指示，邓颖超等随同周恩来转移到战火纷飞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军事形势下，邓颖超和苏区的红军与人民一起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0月，为了突破国民党的围攻，北上抗日，邓颖超随同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从江西瑞金出发的10万红军中，全部的女同志仅有30多人。在7天7夜的草地行军中，邓颖超有次掉进了沼泽地，她回忆说，她当时不敢动，否则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后边赶来的同志把她拉出来，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长征中异乎寻常的艰难险阻，使邓颖超经历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由于工作劳累，营养缺乏，邓颖超患上了肺结核并发展到大量吐血。有一次，蔡畅等其他同志来看望她，忍不住大家都哭了。因为，她们眼中的邓颖超那一副衰弱的身体，那一张憔悴的面容，已经“三分像活人，七分倒像死人”，大家都以为她活不成了。
1939年，邓颖超被分配到国统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1年蒋介石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局势随之紧张而恶化，邓颖超与办事处的同志们时刻面临着国民党的逮捕和监禁的危险。1943年8月，邓颖超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延安，突破了蒋介石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走出重庆”的阴谋。
1946年1月，邓颖超作为中共七人代表团中惟一的女将，又返回到重庆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与蒋介石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颖超参与创建全国妇联，积极推动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健康发展，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在“文革”中，邓颖超全力当好周恩来总理的贤内助，以让总理能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力挽狂澜，尽可能维持国家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邓颖超相继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1976年12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颖超当选为第二书记。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邓颖超担起了组长重任。1983年6月，邓颖超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在各种领导岗位上，邓颖超都做了大量工作，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拼老命。正因为如此，她才对党内的拨乱反正、国内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海峡两岸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邓颖超都做出了她应做的一份独特的贡献，功不可没，永载史册。
1992年7月12日，在邓颖超逝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了她于1978年7月和1982年6月给中共中央两次写毕的信，信的内容谈的是对她后事的处理，可谓遗嘱。遗嘱一共有七条，一是遗体解剖后火化；二是骨灰不保留；三是不搞遗体告别；四是不开追悼会；五是请求中央批准她的上述要求。第二次补写的信添加了两条，一是希望将她与周恩来共住的公房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二是要求对周恩来的亲属、侄儿女辈，万勿无原则地给予照顾安排，其中还含有对她邓家的一个远房侄子。
这样一份彰显着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遗嘱，怎不叫人感佩之至！
其实，看看邓颖超生前的一言一行，就不难理解她一无所求的清正廉洁了。
邓颖超严于律己的事例，大至遵守党的纪律，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真是多不胜数。
周总理在世时，邓颖超是中央委员。对党内的事情，党内的文件，凡不该她知道的，她决不去打听，进周总理的办公室，她从不随意翻阅文件。
譬如说，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邓颖超和周总理外出时，一般不同意别人请他们吃饭。如果吃了，他们总会如数付给粮票、菜金。但工作人员究竟照办没有，邓颖超事后都会进行检查。平时吃饭，只要两菜一汤，很少吃珍贵食品。他们不准接受地方的礼品，外宾的礼品一律上缴。留用的一些也要作价付钱。他们不走后门买东西，也不准工作人员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大凡有他们的侄子侄女来看望，邓颖超和周总理都会叫他们买车票坐公交车走，决不允许派公家的车接送。
邓颖超有一次陪周总理去杭州治病，住了半个多月。结账时，邓颖超坚持自己掏钱付自己和另一位陪同者的房费和伙食费。她说：“周恩来是中央批准来这里治病，虽说治病，但他每天在这里工作，他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是到杭州来休息的，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以后，在外期间，邓大姐总是按标准交钱交粮票，若买地方的土特产也一律按当地市价付款。
还有一次，周总理乘专机到长沙，恰好邓颖超也在此地。专机驾驶员张瑞霭问了邓颖超返京的时间，便邀邓颖超和周总理同行。邓颖超笑着谢绝了，她说：“回北京的时间差不多，可我没有坐专机的资格，我坐火车回去。”张瑞霭回忆说，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姐始终以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除工作特许外，没有一次因私事坐过专机。”
给邓颖超当了27年秘书的赵炜回忆道，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立即有同志提出为邓大姐换车。邓大姐诚恳地说：“我对我的司机和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做工作，不要换车，要给我加警卫员，我坚决反对。我从1958年就自动精简了警卫员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邓大姐当了政治局委员，也有同志提出要给邓大姐增派警卫员，邓大姐当时就婉言谢绝了。她提出，还是坚持原来的那样，她只需要秘书、服务员、司机、厨师四个工作人员，其他照旧，待遇一切不变。
1970年底，周恩来的两个侄儿女分别从插队的内蒙古草原和山西农村应征入伍。他俩都是按照正常程序办理入伍的，也十分为部队首长喜欢。对于当时的知识青年来说，能到部队当兵可真够让人羡慕了，部队没农村那么寂寞，生活条件相对好得多，而未来的前途也似乎明摆着的，一派光明。但邓大姐和周总理考虑到大局和他们确有在农村继续锻炼的必要，遂做工作把他俩劝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
对于自己惟一的远房侄子邓光弼，邓大姐也从未给予过任何特殊照顾，而邓光弼本人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这个1948年在吉林参加革命的老人，兢兢业业地在省人民银行货币科作了几十年科长。在“文革”中，他的6个子女中有4个下农村作了插队知青，有一个女儿在农村一呆就是8年。邓光弼这么一位老科长，到1987年离休之际，工资才122元。在邓大姐去世时，组织上通知邓光弼作为邓家惟一的家属去北京为邓大姐守灵。
处处关心着别人的邓大姐，个人的生活十分俭朴。她临终前指定要穿的那套她喜欢的黑西装，是一套黑色华达呢西装。工作人员打开一看，每个人的心都碎了：衣袖已经全破，西装里子里已经打上了3个补丁，纽扣眼也全脱了线，裤子的补丁更多，裤腰整个都散了……
这就是劳苦功高，为革命鞠躬尽瘁一辈子的邓颖超同志，没有子嗣，没有财产，两袖清风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说到邓颖超，她的名字似乎与“大姐”二字密不可分。
大姐，这是一个充满温情和亲切的字眼，人们都这样称呼邓颖超，它流露出的是一腔真情和挚意。
全书69篇回忆文章的作者，有与邓颖超共过事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有同邓颖超有过工作接触的老部长、老同志，有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和革命后代，也有与邓颖超有过交往的知名老作家、艺术家和普通工作者。从其饱蘸感情色彩的字里行间观之，他们无一不情动于中，深深怀念邓大姐曾经付出的至今仍温暖着、激励着他们的爱。这爱，浸透着同志之情，朋友之情，亲属之情，这爱，如母爱似的，如姊妹兄弟手足般的，纯粹而自然，真诚而隽永。
为什么作者们如此敬重和誊恋着从邓大姐身上体现出的爱呢？
简单的宏观的回答，是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爱。而复杂的微观的原因，则是人类间惨烈的杀戮和我们党内一度残酷的斗争，使他们痛感到邓大姐身上所具有的爱心是多么的珍贵。怎堪回首，在党内的极左路线一度为害，尤其是发展到“文革”的登峰造极之时，我们多少的普通百姓乃至民族精英、军事将帅、开国元勋，统统都遭到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有的自我毁灭，有的身陷囹圄，有的蒙冤屈死……
难怪，一位外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样说到“爱”：“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毁灭”。
难怪，这本纪念文集记述的许多生活细节，才如此地叫亲历者们永志难忘，叫阅读此书的我辈非亲历者为之感动。
此类生活的细节亦是举不胜举。
——1966年深秋，“文革”的暴风骤雨也冲击到荣毅仁全家。当过去的同志和朋友大多感到人人自危，惟恐受到牵连，互相避而远之时，邓大姐在一次集会上专门找到荣毅仁，安慰说：“恩来要我找到你，带给你几句话：要沉得住气，要顶得住，经受住考验，我们相信你会这样的。”在那个特殊的场合，听到这样语重心长的告诫，面对邓大姐那么坚毅的目光，荣毅仁自是感到无比的慰藉，顿生勇气和力量。
——雷洁琼忆及1946年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当时，雷洁琼和几位赴南京和平请愿的同志遭到国民党特务毒打致伤，邓大姐随董必武等同志即前往慰问，当得知受伤代表还未吃晚饭时，便立即派人到梅园新村取来牛奶和饼干。第二天早晨，邓大姐又亲自帮雷洁琼换掉血衣，这种母亲般的关怀和爱护，使雷洁琼感动得流下热泪。
——1992年7月11日夜，一看到央视广播员身边呈现出邓大姐的照片，冰心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她知道她永远失去了邓大姐。冰心永难忘怀的是，1958年4月，她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那最感冤屈，最觉无助的时候，是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接她到了周总理办公的西花厅。在那儿，邓大姐听冰心倾诉了一腔悲愤。冰心写到当时的情景：“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1976年3月，周总理的丧事都已办完，时任驻加拿大使馆外交人员的张颖（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在一个晚上去了邓大姐的卧室。邓大姐站起来抱着她无声地痛哭……到了4月初，去天安门广场吊唁总理的人群越来越多。那期间，张颖也和丈夫常常去广场散步，以表达他们对总理的思念之情。有一天，张颖正同邓大姐的秘书赵炜通电话，突然从话筒里传来邓大姐少有的严厉的声音：“你们还留在北京干什么？立即回加拿大去！”张颖明白，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特殊时刻，邓大姐还在担心着她和章文晋的安全。
——时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的杨德中回忆到邓大姐在“文革”时对周总理的照料和关怀。他说，“文革”后期那几年，总理身体不好，特别累。邓大姐对总理的一切活动，包括起居作息时间都要过问。比如总理在外面吃了饭没有，休息了没有，喝水了没有，会议什么时候结束，天冷加衣服，天热减衣服之类的事……有时候总理老是晚上开会，在外面回不来，邓大姐牵挂着就难以入眠。杨德中从他们自身的感觉中，深深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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