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一位朋友转来一份国外的书评，介绍伊格尔顿的新书《后理论》。一看标题我就乐了。西方学术界“后”此“后”彼，越来越彻底，现在轮到“后”理论了。下一个是什么？后人类？后地球？伊格尔顿在说他的事，我在想在中国出现的一些“后”事。
理论似乎在一步步地离我们远去，我指的，和伊格尔顿一样，是文学理论。前些天，我们一批北京的同事，到一个远离学术中心的河南南阳开会。目的有两条，一是了解文学理论在一些离学术中心较远的地方的遭遇，二是与那儿的老师们交流对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看法。在会上，一位当地的老师提出：为什么现在文学理论课难教，学生不愿意听？
这个问题看来哪儿都有。当然，老师的讲课能力有不同，有的老师也能把这门课讲得让学生欢迎。但是，这门课难教确实是事实。文学史讲历史发展，对作品进行分析，引导学生读一些有定评的文学名著；文学批评讲最新的文学动向，讨论引起普遍关注的文学现象，这些课程有吸引学生的材料。当然，我们也在谈论文学终结。如果学生对文学本身都不感兴趣，那么，文学理论教师与文学史和当代文学教师处境相同。然而，在那些喜欢文学的学生中，仍有很多人对理论不感兴趣，文学理论有自己的特殊困境。
其实，不仅学生如此，许多研究人员也是如此。文学理论曾仿佛一个母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生成作用。在这个学科中，曾聚集许多极有才华的青年学子。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80年代，学术界最热点的话题，都与文学理论有关。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讨论主体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讨论科学方法与文学研究的关系，讨论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等等，文学理论研究者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说文学理论研究者，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当文学理论的话题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时，许多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政治、心理，甚至物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关心文学话题的学科都参加了进来。从90年代起，当文学理论不再成为显学时，则出现一个反向运动。这时，许多原本职业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话题。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一种局面，这些文学理论研究者在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理论。或者，这些人在读各种各样的书，就是不读文学理论方面的书。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走出去。那么，出走以后怎么样？学术制度所形成的划分，可以是思想的家园，也可以是思想的牢笼。出走可能意味着冲出牢笼，但又可能意味着失去家园。本来，一门学科当然不能是封闭的，研究人员在学科间走来走去也是必要的。一个常住的，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的地方，就是家园；而一个常住的，但不可以自由地走进走出的地方，就是牢笼。但是，近些年来在文学理论中所出现的情况，却有点像在集体大逃亡。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这个学科还能成为思想的家园吗？走出与走进还能维持平衡吗？
谈论文学理论的，都在关心一个问题：教材。过去，有两本教材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这就是以群本和蔡仪本。这些年来，新的教材，有人统计，有四百多本。但是，一方面，教材越出越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喊缺少教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说教材“缺”，究竟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有两种意思：其一，当我们要上这门课，或者组织某种考试，需要规定一本教材作为参考书时，发现没有合适的。其二，我们翻看现有的教材，觉得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应该写而没有写进去。那年代，有中山装和毛服就可以了，现在的人，总觉得衣柜里还缺一件衣服。于是，新教材一套一套地写出来，就像新服装一款一款地设计出来一样。其实，问题还在于没有作出一种区分，人们所写出的只是适应一定教学时间、一定的学生水平和需要的教材而已。在编教材时，有可能出现一种体系的追求，但那只是教学体系而已。这原本并不暗示某种理论体系，但人们总是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要将两者当成一回事。既然被当成一回事，于是也就俱荣俱毁。一方面，由于学科设置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庞大的教学市场需求，大批的教材应运而生，支撑着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对教材之间的大同小异，对文学理论教材与文学活动的实践间的脱节的抱怨，也就变成了对文学理论存在本身的谴责。
还是回到那位老师的问题，文学理论难教。进一步说，搞文学理论费劲。这些年，理论变化很快。再打开当年的那些文学理论教科书，会发现其中所讨论的所有话题，例如形象、典型、形象思维、文学与政治关系、文学与社会关系，等等，都好像已经陈旧，不再提了。搞文学史的人，经过多年资料积累，有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对于所从事的学科逐渐有了通盘的把握，积数十年之功，成了一个大家。而从事理论的人，则在逆水行舟，有越来越跟不上、顶不住之感。直接用国外的，不甘心，又有许多用不上之处。从事原创，又由于处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概念之间，自身定位不明，带来许多语境上的困难。没有合适的语境，就“无以言”，说出来不是人家不懂就是自己怀疑。
然而，理论还是会存在的。对于“理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理论”一词在希腊人那里是“看”，后来变成对于对象的本质的“沉思”。因此，当本质主义的思路受到质疑时，就出现“后”理论的威胁。但“后”之后又是什么呢？文学还在继续。说文学终结，不等于说，文学已经终结。就像强调人是要死的，只是深化生的意义而已。文学终结论会强化我们对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性质的认识，而不是来一次判决。后理论，会深化我们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关系的认识，深化我们对适应教学实际需要的教材体系与文学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认识，但文学理论还是会存在的。对于“理论”，也许另一个解释更有意义，这就是，它是行动的一部分，或我们通常说的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走出与走进，一时会出现不平衡现象，但终究还会在一个新水平上走向平衡。教材越编越多，与理论研究会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语境的问题，在一种磨合的过程中逐渐成形，当然还需要一番努力。
目前宣布“文学帝国主义”或许为时过早，但文学理论的超学科“旅行”或其“帝国化”态势赫赫在目：在英美语境，顺应此帝国化大潮，“文学理论”卸除“文学”，而径以“理论”自居：它内涵“文学”，又远远超越“文学”。1972年，著名批评史家大卫·洛奇（David Lodge）在为《20世纪文学批评读本》作序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批评不仅是理解和赏析文学文本的辅助工具库，而且也是一个急剧增长的、有自身存在理由的知识体。”1987年，在编定《现代批评与理论读本》时，他认为，他先前的这一断语“已经在最近15年中为理论的爆炸所特别地证实”。又一个15年过去了，此一“帝国化”大势仍然是所向披靡。
这里需要确认的是，文学理论的帝国化进程，并不是文学为其他学科所淹没、所吞食、所充塞，因而如我们庸常所忧虑的“失语症”、“空虚化”或“去势”等；相反，文学是帝国化运动的发动者、推动者，它远征其他学科，重整其他学科，成为如“哲学王”一类的“文学王”。
“文学理论”去“文学”的“理论化”遭到来自信守“文学”传统的专门家的阻击，他们坚信，文学理论乃“文学”之“理论”，从来如此，且应当如此：虽然“文学理论”不是“文学”，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在起源上归属于文学一族，并最终还须回到或者面向文学，为文学所用，所检验，所充盈和更新。这是“好”的文学理论。再有，那少数走极端者，他们多半是文学创作者，则干脆要将“理论”从“文学”中铲除出去，因为事实是，理论培养不出诗人，学问养不出作家，文学教育的作用也因此屡遭质疑。
诚然，评骘一种文学理论，其优其劣，其必要性，其合法性，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看它是否于文学的创作、阅读和研究有益，有无促进性和启示性功能。但是我想郑重地说，这只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界定、一种理解，即要求“文学理论”发挥“文学”“份”内的功能。此外——这“此外”或将演变成“主要”，“文学理论”也完全可以越出其“份”而外向地发挥其功能：渊源于文学，却指向文学之外，之外的学科、之外的社会。简言之，“文学理论”可为“文学”之用，亦可为“非文学”之用。
这决非什么非“分”之想。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品味会形成一种审美情愫，一种文学意识，最后一种理论形态，它来自于文学，但已然显出为一个独立于文学的思想文本，就像文学源于现实而又不等于现实，它能够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于文学作品而是一完整之生命体。也正如文学作品可以反作用于社会一样，文学理论可以不经介入创作而直接地作用于社会。它虽然与现实隔着创作一层，但也间接地反映着现实，它本身堪称一精神现实，这里就不提文论家作为社会人对其理论与社会之连接的根本保证，也不去说文论家在人性上的天赋美感，它不假外求而自有。文学理论一旦其作为独立的、自组织的和有生命的文本，她就有权力向她之外的现实讲话，并与之对话。文学理论不必单以作家诗人为听众，它也可以作为理论形态的“文学”与文学作品一道向社会发言。这不是僭越，而是其职责，是文学理论作为美学、作为哲学的社会职责。
在西方哲学史上，由于文学和艺术的浸润而萌生的审美立场或美学经常被作为社会批判的哲学。例如，在席勒那里，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在本雅明那里，其得之于文学艺术的美学成为对抗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异化现象的最隐秘的和最后的一道防线。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受启发于语言（索绪尔），尤其是文学语言的“言不尽意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后现代主义的诸种取向，如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少数话语、后殖民等。后现代主义文学，汲取过后现代主义思想，而同时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也直接启发了当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并席卷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文论并不因其部分地疏离于文学之外而在价值上有所折扣。或许它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迂回地作用于文学。
文学理论或美学之所以能够远离其起源而做外向运动，甚至不再返回，这是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像“存在”（Sein）一样意味着被发送出去，那被发送之物就是形而上学之玄远或渐远的本体，即被发送就是被发送之物的本体化过程。从德里达的《文字学》、利奥塔的《话语，形象》以及克里丝蒂瓦的《诗性语言的革命》等后结构主义杰作里，我们隐约看见了文学或诗及其理论之被发送的过程以及因而作为元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趋于现实的可能性。鉴此，“文学”与“理论”那旷日持久的对峙，其意义则仅限于小小的文学疆域，即“理论”是否有益于“文学”，而一旦“文论”证明其自身可不再囿于文学之内而侵越地向其他领域施展效能，那么这对峙便涣然冰释。
文学理论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主要表现为诗论。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悟出的不落言筌或形诸文字的“真意”，一方面将是于“诗”有补的审美立场，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于“事”有补的人生态度？审美－人生既是美学的梦想，也是人生的境界。虽然我们无法在本源上推原孔子“吾与点也”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否得之于其学诗删诗的诗学心得，庄子的通达洒脱与其诗学修炼有无内在关联，从本质上看与其哲学人生观同质同构的惟有诗、文学和其他一切艺术活动。柏拉图曾以哲学排挤诗，原因在于他没有看到诗与哲学的同质同构；是亚里士多德复现了诗的哲学性，即对个别的普遍性，对现象的超越性。
把诗论诗学或文学理论从文学中疏离出来，赋予其哲学的品格将绝对是文学理论的大解放。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推促它驶出小桥流水、向生活的大海破浪远航。美学的繁荣从来不是或不仅仅是应文艺技术革新之急需；站在中外美学塔尖上的人物往往不是那些职业的、其志趣只在文艺之内的美学家。90年代以来美学在文化研究中的复兴再次昭示了非美学的美学的前景。而文学理论的当代复兴肯定也有赖于将自身提升为一种哲学，并找出其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在此关系中一展身手。向外的美学和文学理论有往昔的峥嵘，也一样有未来的光彩夺目。
在文学理论危机论或死亡论中，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现在的文学理论不能贴近当下的文学经验、对其失去了阐释力。这种观点有一种推理，即“文学”的死亡导致“文学理论”的死亡、“文学”的泛化导致“文学理论”的泛化（文化批评）。而这推论又基于对当下文化经验的一种认识：狭义的传统的精英文学艺术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消解，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越来越受到“图像”的冲击。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僭越其应守的边界，认为这是造成危机的“唯一”原因，恐怕就很值得商榷。我个人觉得，“贴近当下文学经验”不是克服文学理论危机的“唯一”出路，重建“学院精神”当可以成为对危机论的别一种回应，这种回应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或规则。极一般地说，文学研究中可以有“时”、“知”、“智”等三种要素，从“时”这方面来看，面对当代文化的种种新变化，传统的文学理论确实需要调整自身，问题在于文学研究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
首先，从“知”的方面来看，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缺乏“知”的累积性。大致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多有攻城拔寨式的“圈地”意识，却少有精耕细作的工作理念。在对西方由现代而后现代的种种新理论的追逐中，多的是追新逐异的焦灼心态，少的是从容不迫的专业化风度，知“洋”不深、食“洋”不化，并且形成一种“误读有理论”。“误读有理论”鼓吹“创造性误读”，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既缺乏对西方理论沉潜的专业化的耐心、细致分析，在主观随意性极强的误读中好像也并没有产生什么创造性极强的理论。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似乎总是缺乏一种“知识化”的追求，所谓“理论”往往仅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论断。从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生态来看，我们既需要思想层面上的不断突进，同时也需要知识层面上的逐渐累积，知识化的沉积层太过薄弱不能说不是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为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留出了较大的空间。在知识化的层面上，诸如“典型”等传统术语，并不会因为其意识形态上的落伍而变得毫无研究价值，相反，这些在过去被意识形态过分缠绕的术语，其实是需要我们今天从新的角度加以知识化清理乃至去蔽的。同样，我们在仓促中引进的种种现代的、后现代的话语曾经以“新”就能决定其价值，现在也需要深入细致的知识化清理。
从上述的意义来说，文学理论学科对我们来说，尚未完全成熟，遑论“死亡”？这里可以谈谈笔者的一个研究感受。所谓“文学理论”学科包括理论史研究，其中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研究，自上世纪初以来，按照西方文学理论学科理念，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史的整理和研究，关于古代文学理论通史方面的著作已出版很多，其成就不容轻视，但其中是否尚有不足？我们可以拿其他学科来比，从文化渊源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文学科是通过对经子史集的重组发展起来的。比如现代“哲学”学科，我们吸纳大量“子”部的材料，但同时也整合大量“经”部等方面的资源。与之相对照，我们的“文学”学科却仅仅重视“集”部中的所谓“诗文评”方面的材料。理论史研究的这种不足，表明更为基础性的“文学理论”学科在基本观念上存在问题。
学科的现代交叉，往往是文学理论死亡论者所持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然而，交叉其实只是现代学科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在学科交叉的同时，其实现代学科也在进一步的分化、细化。死亡论的另一种论据是大学文学理论教材所存在的问题。现代社会是专家社会，一些极专门的学科性知识，往往需要相关的专家向社会大众提供——这也是专家的现代社会职能。在所谓“思想”的层面上，文学理论研究应该有争论；但在“知识”层面上，文学研究者应该向社会提供相对来说是一些“定论”性的知识——其实我们的许多文学概论教材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但这种不足导致的并不是彻底地放弃文学理论方面的教学，恰恰需要我们更加专业化、知识化。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更乐于从“思想”上介入社会的改造，我们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极容易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非常乐于对“社会公共空间”的营造——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同时却忽略对专业化知识空间的精心营造——而从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一种大而无边的社会公共空间，而缺乏多元化、专业化的知识空间，热衷于社会改造的人文知识分子可能恰恰会事与愿违：并不能为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发挥应有作用——这或许是“欲速则不达”古训的又一种应验。
既往文学理论的另一重要不足是缺乏“智”的原创性和圆融性。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其价值根基确实在“文学经验”。文学理论死亡论再一个重要论据是：现有的理论框架大都是从文学经典中概括、抽象出来的，它们与当下文学经验、现象不相适应，失去了解释力——这涉及到两个问题：（1）许多“理论”对文学经典有多大的解释力？或者说不适用于阐释当下文学现象，仅仅是因为它们源于文学经典那些“过去的”经验？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许多“理论”根本上也不是对所谓经典的文学经验的概括，而是抽离一切文学经验的东西。这里还涉及到外来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大致说来有两种路径：一是带着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实际的文学经验，根据实际的文学经验对原有理论作出调整；二是深入包括古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经典，在敏锐、真切的感性体验与感悟中提升出某种理论——而这两方面我们做得恐怕都还远远不够，那种根植于中国文学经典的文学理论似乎还并没有诞生，所谓“源自文学经典的理论对当下文学现象失去阐释力”又从何谈起呢？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学理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恐怕首先还不是理论的经典性与当下性的矛盾，而是引进来的理论在解释中国文学上缺乏圆融性。
与以上连带的第二个问题是（2）源自历史经典经验的理论是否必然不适用于解释当下的文学现象、文学经验？这其中涉及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兹故不论，我们暂且从术语上来看，比如“意象”本是个中国古典诗学的概念，但却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意象”派，后来也转而影响了汉语现代白话新诗中以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等——这表明源自经典的一些术语、理论，在一定层面上对现代文学经验依然具有阐释力。根据笔者近期的研究发现，中国古典诗学中还有一个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另一重要理论范畴——“声情”，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和分析现代的诗歌现象——这表明我们对经典的文学理论其实还远远没有穷尽。文学理论源自文学经验，这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的，但这并不表明文学经验尤其所谓不断变动着的当下经验是决定文学理论发展的唯一力量。文学理论有着自身的逻辑体系，一定的文学经验凝定为一定的范畴、理论后，会一定程度上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发展演变——揭示这种内在运作规律，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像一切其他纯理论学科一样，文学理论的价值除了来自对文学现象的切近以外，也来自理论本身的创造性和智慧性。文学理论除了具有拿来就可以分析文学作品的实际“功用”外，其本身还当具有娱人心神、激发智慧的精神作用。我们不否认与文学具体创作、作品脱节是已有文学理论的弊端之一，但由于功利性太强而缺乏智慧的光芒不也是其弊端之一吗？而这是否也是文学理论教育不能吸引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以上问题涉及到我们对流动着的当下文学经验或现状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一问题。“死亡”当是文学这种社会生命所面临的最极端的状况，对于这种文学现状我们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假如人类精神生活完全彻底的“图像化”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当然其实这一判断本身就值得检讨），在此过程中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必然走向死亡——我们对这种必然性是否需要加以反思？除了顺应、拥抱“必然性”以外，我们是否也可以选择揭示、守护“可能性”？凡此种种需要文学理论研究者从专业化的角度加以深入思考。
总之，重“知”的累积性、重“智”的圆融性，重对必然性的批判和对可能性的守护等，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学院精神”的一些具体表现——这种学院精神在以往的学术史中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建构，为时人所垢病的学院派也许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呢。对文学及文学理论未来命运的估计，其实基于对它们的过去和现状的判断，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笔者的基本判断是，文学理论这门现代学科，对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其学科建设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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