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山上的题词,后来定的是宝二爷拟的:“曲径通幽”。
现在绝大多数公园,一进门也都堆一带山或竖一爿墙,起的就是这种作用。被清客吹捧为“胸中大有沟壑”的设计,实为寻常套路。
若追问人们为什么能欣赏这种曲径通幽之美,很多人大概会回答,是文化教养。比如他们读过唐朝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名句,看过大量山水诗画,游过景象千变万化的山林,如果是老农,可能就不理会曲径通不通幽。
但是文化教养其实还只是表层的原因。翻开约翰·巴罗的《艺术与宇宙》,方知这要一直追溯到我们祖先的生存,有些“美感”原是“胎里带来”,人类共有的。
约翰·巴罗指出,我们对世界的本能的美学感应,如果对我们的生存有负面影响,那这种感应就不可能被储存、延续。“那些能强化我们生存机会的感应将得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腐肉的味道不好而糖的口感是甜的缘故。”人对环境的美学偏爱原来与人的生存进化有深厚的渊源。
人类祖先最初是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在尘土飞扬的热带大草原地平线上出现云彩,祖先会很快乐,因为和云彩形象紧密联系的是雨水和食物,因此时至今日,“即使当你有了大量的自来水之后,你看到云彩图案仍然会高兴,这一特点是一种遗传性的适应性变化”,它保障你的“生存优势”。
心理学家所做的控制性测试发现,很小的孩子最偏爱的图片环境是热带大草原,最不喜欢的是沙漠。须知他们并没有在草原、森林或沙漠生活的经验啊!这种热带草原草地上树木疏朗地分布,使祖先们既有良好的视野,又有树荫,还可借树木遮蔽躲避猛兽袭击,出于同一个适应性遗传,今天这景色在公园和娱乐场所也被广泛地加以复制着。
那么,“曲径通幽式”景色,与祖先时代的生存又有什么关系呢?约翰·巴罗的解释是这样的,道路延伸到视野之外或通向山后,后面是什么情景呢?是一片新的草原,还是有野兽出没?人类永远对此充满强烈的好奇心,这种“令人惊讶的对冒险与危险的迷恋……来自于一种强烈的遗传性冲动”,至今吸引着人类去看恐怖故事片,坐过山车,到险情频发的河上去漂流……
人的生存适应性,一方面,使得人们喜欢一个安全的、对地形能一览无余的环境,于是如约翰·巴罗所说,我们的电影绘画中充满着城堡、树上小屋、草原小屋,建筑大师们强调在建筑中设计天篷和隐蔽处,斜顶、房屋的悬挑部分、山墙、门廊,都强调着躲避外部世界的感觉,阳台、侧厅和观景窗则满足了我们对开阔视野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生存适应性又引诱我们去探询未知空间的状况,使我们不断对“曲径”所通之“幽”产生无法遏止的好奇心。建筑的处理方法暗合了人们适应性遗传冲动的两个方面。
生活中的我们,可不就是这样一种生物吗?我们希望安全,又渴望打破平静,打破凝固;有了安谧的家,却又要寻找新的刺激,跑出去流浪……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追求,从来都蕴藏在我们从老祖宗继承下来的本性之中,互相转换又互相排斥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和行为。
懂得了这样的在“曲径通幽”的诗性之外加上了生物性的解释,我们会更多地想到在我们出生时生物大脑软盘不是空白的,而是安装好了祖先为了保护我们而遗留下来的适应性能力的。像控制我们对环境、食物、行为等等的选择一样,它也控制着我们对美的感受。虽然对软盘里已经安装了什么,我们迄今所知不多。
因此当我们欣赏一种风景、建筑、绘画、音乐、服饰、食物……时,我们完全有道理对人们不同爱好进行纯美学之外的探究,对其中生物适应性的成分做出准确界定,这样才能对人类的美感有更完整更科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