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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家三代都是南洋商人，父母算是第三代缅甸华侨。
她出生在“文革”前一年，印象中父母在一起就讲缅甸话。“文革”一开始，父母两个人政治上就开始了决裂。她父亲当时是著名的缅文翻译，母亲是英文翻译，到1970年时，已基本不能一起生活，她跟了母亲，弟弟跟了父亲。
5岁时她跟母亲去干校，因为父母离异，她的命运开始曲折。
母亲先把她送到福州、漳州，又送到天津，光小学就转了七八次。到处走的一大好处就是锻炼了她的适应能力，到哪儿都感到熟悉，没有对家庭的敏感，也没有自尊的问题。惟一的自尊挫伤都在母亲监督她练小提琴上了。对她来说，那是一种叫做折磨的行为。每隔10分钟，她就坐不住了，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头痛不舒服，母亲气疯了，狠狠地骂她。
骂声在母亲离开北京去香港的火车隆隆声中匿迹。
她被托付给外文局越南文组的薛继官。薛叔叔培养她的文学修养，天天给她讲四书五经。13岁那年，她读了数遍《红楼梦》，薛叔叔成为她第一个启蒙老师。
那一年她还不到15岁，刚刚初中毕业，她独自一人跑到香港找母亲。一个星期后她成了打工妹。这之后5年，她都是在工厂中度过的。
7月，天很热。衬衫厂最凉快的是有空调的地方，可以边剪线头边乘凉，先是乘凉为主，后来就发展为剪线头为主。
工厂是长长的流水线。每人面前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有10个小盒子，里面是不同的零件。流水线上过来一块板，必须迅速插完，慢了，电子板堆积如山，就会挨后面的人骂……
那是一种强烈的机器式培训。第一年她换了很多个工厂。人与人之间是非常低水平的竞争，眼里就是一点点利益之争，空间非常狭窄。一种强烈的愿望在她的胸腔里日复一日地升腾：到办公室当个文员，不在外面被吵就好。
而初中文化的她当时只能去选择读夜校。香港几年，印象中她每天晚上都在上课，一年后，她的这个小小愿望终于实现了。虽然是在一个大仓库中负责点货、出入库。她已经是很满足了。
“一个人幸运的前提是她有能力改变自己。”她说的时候非常感慨。
那个同在外文局长大的男孩改变了她的命运。
1984年，男孩也来到香港，看到她的状况后说：哎呀，你的生活太糟糕了。他住在伊丽莎白大厦，上了大学，还会说英语，“在北京他不是和我一样吗？”她在心里拷问着自己。
波澜不兴的心绪再也无法宁静了。他的到来，把她的整个世界打翻了，颠了个。
“到美国去吧，香港就两所大学，而外面多的是，任你去选。”男孩是鼓励更是警告。
她意识到“必须离开这个鬼地方”。1985年她辗转到了英国牛津。随身带着自己多年打工积攒下来的钱3000英镑，还有一个箱子一口锅。她先到了一所秘书学校学英语。初到异国，问题接踵而至，好比到了另一个星球，语言不通不算，牛津是个大学城，放假时静寂得就像个死城。因为早到几天，大街上人迹寥寥，教室和宿舍也和自己设想的差之千里。
一个叫莎丽的英国女孩非常羡慕她打字快，她就教她打字，并跟她说自己住的地方太贵，莎丽听后同情地建议她：那就上我家住吧。她在那一住就是一年。星期五六就到镇上一家华人开的薯条鱼店打工。由于店里生意好，在那里她干两个晚上就能挣到50英镑，而在莎丽家连吃带住一周就付20英镑。暑期她还跑到伦敦银行打工，打打字，算算账，做临时秘书，也不用交税。够她一年学费，还能到欧洲到处玩。
学完英语后，她又在英国南部的一个海滨城市读了一年高中。之后进入英国左派大学萨塞斯（Sussex）。毕业后，她最终选择了剑桥。之所以选择剑桥，她的理由很直接：“追求上名校肯定是学生的目标。”
的确，进了剑桥她才算真正确立了自己的经济地位。
她先是被招进巴林银行，在香港分行研究中国民营化问题。后来，她到了华尔街的高盛银行，这里是工资最高的地方，一个研究生毕业，在美国一般公司年薪可能是8万，在华尔街就可能是20万，集中的都是一流人才，但她却发现这里是人生最丑陋的地方。
“我儿时受到的教育是助人为乐是好人，而那里所有的价值观念都颠倒了：人们满嘴粗话，态度恶劣，嫌贫爱富，为了升级不择手段，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争斗。”
她发现这里也有竞争。跟她在香港工厂流水线有相似之处，那种竞争让人鼠目寸光，让人如狼似虎。女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比较衣服的品牌，就是小孩子上什么学校……哪个酒店哪个头等舱好，一到酒店就跟服务人员吵架，自我意识膨胀……地球该围着自己转。
终于陷入新的失望。
决定回国是她这一生一个最聪明的决定，虽然，她抛弃了令很多人艳羡的高薪。然而，转折她一生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了。她生命中的春天来到了。
1994年，她带着割舍不掉的中国情结和做事的目的回到国内。5月，她在剑桥读书时的好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介绍她认识了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潘石屹，闪电式的恋爱和闪电式的结婚就此开始。
（摘自《飞扬Lady——我的风派女友》，杨沐春涓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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