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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全景 |
瑞典有一份报纸，叫《今日企业报》，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企业的老板和白领阶层，大概也是替他们说话的。这家报纸在8月11日这一天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欢呼道：“从今天起，我们终于可以拿到自己的工资了！”起初我不明白，难道瑞典也有克扣职工甚至老板工资的事情吗？后来才明白，在此之前这些官员、老板和富人们的工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为税收上交国家了。这份报纸同时还列出欧洲几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们，拿到全部工资的时间表：法国，8月10日；芬兰，8月7日；丹麦，8月3日；挪威，7月25日。也就是说，瑞典人拿到的最迟而且瑞典的税率是最高的，并在逐步增高。1970年，瑞典人收入的41％交了税，而现在是52％。税种是五花八门的。诸多税中，甚至还包括向教会交纳的1％宗教税。这是过去人人信教遗留下来的制度。如今信教者已在减少，因而政府宣布：不愿交这笔税的，可向教会取回。但是，一般来说，凡是以纳税的名义收取的钱，瑞典人都是乐意交的，而且，谁又愿意去取回这一点小钱而得罪上帝呢？
瑞典是世界有名的富裕国家，高福利社会，但是却没有像美国甚至像我国那样世界上排得上名次的个人或家族大富豪。他们难以产生超级大富豪的原因就是他们的高税收。瑞典的税收是累进制的，越是收入高，越是富有，纳税越多。包括政府官员，包括国王，概莫能外。一般的百姓家庭，夫妇都工作的话，月工资也就是3万多克郎，其中1万1千多交了个人所得税。不过我是个缺乏经济头脑的人，对于税收这样复杂的事情，基本弄不清楚。只是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一段时间，看到他们的社会现象，又看到他们的报纸，觉得瑞典的高税收制度，似乎主要是对付高收入人群的，而他们的高福利制度，主要的得益者又是平民大众。他们似乎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而在国内，我也是看报纸，报纸的大字标题却是这样的：《个税管住老百姓放走大富翁》，所举事例是：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一年中没有一个人交税，还有一位著名的专门逃税的“亿万富姐”。连我们的总理都质问：“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而我们的专家则指出，我们的个税有“劫贫济富”之嫌。我曾经请教一位瑞典白领，你们这种对高收入人群明显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心甘情愿接受吗？还是受法律的约束？承蒙他首先指出我所谓的不公平的税收制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税收制度是公平的，理应如此。当然，法律对逃税者的惩罚是很严厉的，严厉到使任何人都觉得为一次逃税而造成终身悔恨是划不来的。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人到国外去工作，或钻空子把纳税的名义转移到国外。但这绝对是极少数人，也被大家看不起。而大多数的白领，都是赞同的，心甘情愿交的。因为自己付出高税收的同时，也同样享受了高福利的好处，例如生孩子的补贴，医疗补贴，退休金等等。这种高税收制度所产生的更积极的效果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就是人人平等的精神，就是塑造了一种高尚的道德的更符合人性的消费观。任何夸张的享乐，炫耀的豪富，奢侈的糜费，如我们的某些贪官污吏暴发户的纸醉金迷，挥金如土，在瑞典只会被公众蔑视，而不是羡慕。这两高制度的另一种好处，是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治安的良好，民无饥寒，不起盗心。一个人有吃有穿有酒喝，谁还去偷去抢费那个事？没有人铤而走险。这就使人们敢于单门独户住在大森林里，全不担心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所以，大多数的瑞典人，交税的积极性都很高，把交税视为一种荣耀，没人逃税。他们说偷税就是偷大家的钱，偷人民的钱，是很可耻的，法律也是绝不容情的。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有些人逃税，尤其对于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往自己家里搬，感到不可理解。那位被我请教的瑞典白领，在回答了我的问题后，反过来问我：那些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一边思索一边说，中国人世世代代受穷，穷怕了，现在开始富起来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腐朽的道德观念也开始真正起作用了，就是认为钱捞得越多越好，哪怕并不花，只要一大堆钱守在自己身边，心里便舒服。另外呢，你们把向国家纳税视为荣耀，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光宗耀祖，福荫子孙视为荣耀。自己得势时，不能光考虑自己吃喝玩乐，还要准备好死后的风光，把豪华大墓亲自造好，还要给子孙后代也积下大量钱财家产，让他们一代一代什么也不干光过好日子，让后代永远可以骄傲地向人说：我们祖宗先前阔多啦！你看，这样一来，得要多少钱？不腐败怎么行？我的瑞典朋友听了，怀疑地瞅着我说，你好像替腐败分子说话？我赶紧说：不是的不是的，我说这都是受了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不仅要依法治国，还要依德治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根源。我一边说一边注意他的反应，不知道把他的思想说通了没有。
（摘自《斯德哥尔摩之旅》，李建纲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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