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上，评价是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读者总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错觉，而实际上，按我的观察，苍蝇确实叮无缝的蛋——只要蛋摆在苍蝇出没的地方。”（《呼吁》）
依王攸欣此言，不仅我因为坚持批评他的《选择》而变成了一只“苍蝇”，支持我、为我提供学术批评空间的学术界变成了“苍蝇出没的地方”，甚至读者（至少《中华读书报》的读者）也都成了不识王攸欣的“蛋”之好歹的群氓！
事实究竟如何？谁是谁非？事已至此，我有责任再次站出来说明白。
我的《怎样批评朱光潜？》（《文艺研究》，2003／5）一文，对王攸欣的《选择》作了专门批评。这篇文章全文约1万2千字，简短引言外，分四部分：一、“朱光潜不理解克罗齐美学吗？”二、“朱光潜不理解尼采吗？”三、“《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四、“怎样批评朱光潜？”
在第一、二部分中，我分别摘录《选择》论述朱光潜误解克罗齐／尼采的一个代表性段落（这两段文字分别都在500字以上，其论点、判断在《选择》中一再重复），以其中涉及到的七个方面的重要学术问题为线索（这些问题也是贯穿《选择》全书对朱光潜的评价和批评的），联系、比较朱光潜、克罗齐和尼采的相关论著，以细读的方式对《选择》这两段话中包含的严重学术错误作了解读和学术批评。我的基本观点是：王攸欣在《选择》中对朱光潜的论述表明，他不仅不理解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也没有把握克罗齐、尼采的美学思想；与此同时，王攸欣对一些美学基本知识也缺少必要的把握和理解；更严重的是，王攸欣在对朱光潜著作的引用和评述中，普遍存在断章取义、独断妄论的错误。
在第三部分中，我以第一、二部分的论述为基础，概要论述了《选择》作者王攸欣在此书中的出发点。我指出，王攸欣撰写此书，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框子为出发点，即他所谓“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审察西方文化的视界，不说接受，仅仅是理解，也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选择》，第283页），而朱光潜则被选择为“肤浅理解和扭曲改变西方文化”的范例；同时，从比较分析可见，王攸欣对朱光潜的基本评价，显然受到意大利学者沙巴蒂尼和美国学者麦克杜哥对朱光潜的批评的启示和精神支持。
第四部分，是结论，我特别指出：朱光潜不仅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批评朱光潜是发展当代中国美学的必要课题。但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经验、教训证明，批评朱光潜是一个艰深的课题。它不仅要求批评者具有踏实严谨的学风和文风，而且要求批评者必须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深广的理论视野。否则，不仅不能进一步发掘朱光潜美学的真正价值，而且也不能揭示朱光潜美学的真正局限。
总结起来，在《怎样批评朱光潜？》中，四部分相比较，第一、二部分是对《选择》中的主要学术错误作实证性的分析和批评，是全文的重点，约9千字；第三、四部分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对《选择》的出发点、学风和文风问题作概要地论述，以及全文的结论。
迄今为止，除《呼吁》之外，王攸欣还发表了《怎样作学术批评？》（《中华读书报》2003.10.22.）和《怎样研究朱光潜？》（《文艺研究》，2004／1）两篇文章专门反驳我对他的《选择》的批评。总结这三篇文章，王攸欣对待学术批评的态度和做法主要是：
第一，王攸欣宣称并坚持认定：《选择》是一部“此前所有的评审意见和公开发表的书评，几乎无一例外地称此书学风严谨、扎实，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书评者也是如此”的书，因此是不容他人再来批评和否定的；否则，批评者不仅要成为“独具只眼”的笑柄，而且要承担“有意构陷”的罪名。王攸欣说：
“作者愿意用如此大的篇幅对拙著作出批评，我很欢迎——如果学风、文风端正而非构陷的话。长文尚未见到，现在这篇短文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指出我的著作‘学风、文风不端正’，这显然是批评者‘独具只眼’的发现，因为此前所有的评审意见和公开发表的书评，几乎无一例外地称此书学风严谨、扎实，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书评者也是如此”。（《怎样作学术批评？》）
第二，在《怎样作学术批评？》和《呼吁》中，王攸欣在不作任何论证的前提下，给我罗织了一系列学术罪名：“空手道”、“无影脚”、“强加罪名”，并且指定我对他的批评完全是出于“狭隘的门户之见”，“心怀偏见的误读”，“有意构陷”。在《怎样研究朱光潜？》中，除了连篇重复这些罪名外，王攸欣新增的内容是就我对他的批评作数项“学术”反驳。针对我对《选择》的批评，学术反驳无疑应当是王攸欣的重点，是他最应当认真下功夫的部分。可惜的是，即使在这个“学术反驳”部分，仍然缺少应有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含量，不仅重复了王攸欣在《选择》中批评朱光潜时的主观臆断、妄下断语的学风和文风，而且充斥着对学术批评的根本敌视。
试举《怎样研究朱光潜？》中一例：王攸欣指责我不懂常识，混淆了克罗齐哲学中的“直觉”和“心灵”两个概念。王攸欣的证据是我转述克罗齐《美学》英文版相关内容的一段话。我说：
“的确，克罗齐认为形象是由直觉赋予感受、印象的，是直觉对它们的表现，是直觉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否定外物有形象。但是，克罗齐仍然承认感受、印象作为直觉对象（材料）的自然性（natural），认为它们是心灵被动接受的东西。”（《怎样批评朱光潜？》）
根据这段话，怎能判断我混淆了克罗齐的“直觉”和“心灵”两个概念呢？王攸欣的正确阐述又是什么呢？他在指责我的“错误”之后，没有提出别的说法，只是如是说：
“即使按肖鹰本人转述的克罗齐语，也不能说直觉是被动的，只能说心灵被动接受，直觉作为心灵（精神）活动的一种创造形式，与心灵作为整体是不同的，肖鹰根本没有理解克罗齐直觉与心灵的区分。”（《怎样研究朱光潜？》）
这两段引文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难道第一段话（我说）的意思不正是第二段话（王攸欣说）的意思吗？比较它们，只能证明两点：（1）不是我根本不理解克罗齐，而是王攸欣对我的根本歪曲；（2）王攸欣完全是用我的观点来否定我，是歪曲之后又颠倒过来治罪。王攸欣如此对待别人文章，读者怎能信任他的学术信誉呢？
第三，然而，在这三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更突出的共同点：王攸欣最花力气，并且用大部分篇幅反复声明和“论证”我的文章对他有如下“有意构陷”和“小题大做”：（1）《选择》与麦克杜哥的文章《从倾斜的塔上望》相关段落“存在血缘关系”，但王攸欣在正文中不置一词；（2）王攸欣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但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3）《选择》引朱光潜一段话有数处错误，疑《选择》此节引文从他人另文中转引。
我是在《怎样批评朱光潜？》第三部分的结尾处和一个注释中指出《选择》中这三个细节性错误的。王攸欣不仅反复纠缠于此，而且在三篇文章中都一再向读者宣称：我只是将这三个细节性错误作为指责他学风、文风不端正的“关键例证”。
因此，我要特别指出，我严厉批评《选择》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所包含的诸多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细节性错误，而在于这部书及其作者在论述和批评朱光潜中表现的严重的学术错误和不负责任的治学态度。我指出这些细节性错误，只是将之作为旁证加强我对《选择》的严重学术错误的批评。
正因为我并不将这三个细节性错误作为《选择》书中的主要的学术错误，所以，我在《怎样批评朱光潜？》中只是点到为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答王攸欣〈怎样作学术批评？〉》一文中，也没有针对王攸欣的责难就相关事实作进一步的解释。然而，王攸欣因此认定我在回答他的文章中“只是默认”了他对我作的“有意构陷或偏执误读”的指责，从而宣判我“不能作学术批评”。
现在，为了澄清事实，我不得不在下面就王攸欣反复纠缠的三个细节性错误的是与非展开讨论。这实在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为了结束王攸欣持续在此作无聊的纠缠而且以此混淆是非，特别是为了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究竟是怎样批评《选择》的、《选择》及其作者王攸欣的主要错误究竟在哪里，我不得不认真努力做好下面的细节性澄清工作。
在我的《怎样批评朱光潜？》中，王攸欣对之纠缠不休、借以指责我“有意构陷”的那段话是：
“在《选择》中，还有很多由于作者的学风、文风不端正而产生的问题。例一，在《选择》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中，例入了沙巴蒂尼和麦克杜哥批评朱光潜的文章；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则未置一词。但是，《选择》书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是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与麦氏文章中相关论述的文字和观点都很近似（而且同样空洞！）。这使读者不能不意识到《选择》这部分内容与麦氏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王攸欣在《选择》正文中只字不提麦氏，如果不是学风问题，也是文风问题。例二，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看，王攸欣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但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克罗齐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反复指摘朱光潜的中译本将某个英语词‘误译’、‘改变’了。事实却是，这些指摘的内容都来自朱光潜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对相关英语词汇的说明。这是‘用朱光潜批朱光潜’的伎俩。王攸欣对此事实也是只字不提，实在难辞蓄意掩盖之咎。”（《文艺研究》，2003／5）
这段话明确指出了《选择》一书中的四个事实：A，“在该书正文中，王攸欣有两处提到沙氏，而对麦氏则未置一词”；B，“从《选择》例示的参考文献目录和正文引注看，王攸欣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C，“《选择》书中有一段长达一页半的、也是仅有的评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文字”；D，王攸欣反复指摘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作的中文翻译将某个英语词“误译”、“改变”了，但从未说明（只字不提！）其说法来自朱光潜。王攸欣两篇反驳文章，直接承认或证实了我指出的前三个事实；对第四个事实，王攸欣只承认前一半，否认后一半。王攸欣说：
“肖鹰指责我没有读过《美学》英译本，却摆出很有研究的样子。确实，我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译本，我到北京图书馆去借过，可惜没借到，但我也实在并没有‘摆出很有研究的样子’（见拙著第八章，第196页）。克罗齐《美学》是意大利文写的，英译本只是译本之一，朱光潜认为错误颇多，1940年代，朱光潜参照英译本和意大利原文本第5版，仔细译了原理部分，此后又作了修订，对研究朱光潜来说远比英译本重要，朱光潜对译名有反复的说明，事实上我也还懂点英语，知道译名尤其是某些已经学界讨论的关键性概念可能出现的问题，难道研究朱光潜中译本及其研究成果就只是‘用朱光潜批朱光潜’，不可能得出超出于朱光潜的结论吗？那任何研究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的研究恰恰在比较朱光潜的不同译文和他自己的说明中，得出了新的结论——很多学者觉得令人信服，并表示赞赏。”（《怎样作学术批评？》）
王攸欣这段自我辩护是否遵循了逻辑同一律等论辩规则，我提请读者注意，但不作评价。在这里，我只针对王攸欣声称的“我的研究恰恰在比较朱光潜的不同译文和他自己的说明”，引出《选择》中的一段话来看王攸欣究竟是怎样“比较”朱光潜的！王攸欣说：
“《美学》里说，心灵创造性地赋予混沌的、被动的、无法感知的刺激物以意象，就是直觉。克罗齐用感受（sensation）、感触（feeling）、印象（impression）等‘材质’表示这些刺激物，但他后来发现了这种‘方便假立’概念的毛病，就把感触（feeling）偷换成情感。在西文里feeling可以表达这两种意义，这种情感由实践活动产生，因此直觉所需的材质便不假外求了。朱光潜也明白感触和情感的差别，在第三章介绍直觉的形成时用feeling的感触义，把直觉当表现时却用的是情感义，这就违背了逻辑同一律。不过他在第七章就直觉赋予‘材质’以形式的‘材质’提出了疑问。‘材质’对应于英文‘matter’，该词朱译为物质，很不妥当，因为这易和我们称为客观实在的物质混淆，只要用此译名，克罗齐整个学说就会显得荒谬，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有客观实在。因此我们除直接引用朱光潜原文时用物质译名，其余均改称材质。”（《选择》，P137－138）
这是“在比较朱光潜的不同译文和他自己的说明”，还是在煞有介事地批评朱光潜？是在严肃地引述朱光潜，还是在有意盗用朱光潜？这段话的上下文，都没有说明其根据和资料来源（也没有相关注释），读者如果不相信《选择》的作者王攸欣对克罗齐《美学》英文版素有研究，就只能认为他是超文本的语言巫师了！王攸欣这样做，难道不是“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但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克罗齐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吗？
从他在两篇反驳文章中的申辩看，王攸欣似乎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指责他“根本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正如他所说，克罗齐的《美学》原文是意大利文，我为什么不指责他没有读此书的意文版呢？就此，我不得不特别指出：我对王攸欣的指责不是针对他“没有读过克罗齐《美学》的英文版”，而是针对“他在《选择》中处处摆出对克罗齐此书很有研究的样子”。这就是王攸欣学风不端正的一个表现。
王攸欣一再声称“怀疑”我认真通读过他的《选择》。上述《选择》中的四个事实是我从该书中总结出来，并且首次向学术界揭示的。要准确把握和判断它们，如果不至少认真通读《选择》两遍，是不可能的。王攸欣在反驳文章中一再呼吁真实、具体的批评。这是正确的。那么，他为什么根本不顾我文章中的事实，一味“怀疑”我没有认真通读过他的“著作”呢？
我在《怎样批评朱光潜？》的一个注释中指出：“《选择》引朱光潜这几句话有数处文字误、漏，特别是漏掉了朱光潜原文中插入的英文单词‘form’和‘image’，而且误注出处为‘《朱光潜全集》第1卷，页51’。疑《选择》此处的引文不是来自朱光潜原著，而是从他人另文中转引。”
对于我的批评，王攸欣的回答是：
“他【肖鹰——引者】据拙著的一处打印错误，怀疑我转引自‘他人另文’，而实际上，此段引文还在同书中出现两次，并无打印错误，这说明，肖鹰显然是急于找到拙著中的错误，就足够他作文章了，这样来作学术批评怎么行呢？”（《呼吁》）
事实如何呢？就让我们列出朱光潜的原文和王攸欣的三次引文作一细致比较，看看是我急于寻找他“著作”中的错误，还是其错误过多，不容忽视：
朱光潜的原文是：“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form）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朱光潜全集》第3卷，1987，第51页。）
王攸欣的第一次引文是：“在你（！）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好（！）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心中所现的‘意象’【】（！）。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选择》，第176页）王攸欣的第二次引文是：“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象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选择》，第195页）
王攸欣的第三次引文是：“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form）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选择》，第266－277页）
在上列后三则引文中，“＿”、“【】”、“（！）”是我标记的，它们分别标示错字／增字、遗漏字符处、提示错误。将王攸欣的引文和朱光潜原文比较可见：被王攸欣一再宣称为“此前所有的评审意见和公开发表的书评，几乎无一例外地称此书学风严谨、扎实，即使持批评意见的书评者也是如此”的《选择》，三次引述朱光潜约120字符的同一节话，共计错误10处，在第一次引述中错误7处，而且三次竟然没有一次引述完全符合原文！这就是王攸欣所声称的“学风严谨、扎实”？
然而，王攸欣将我指出的错误轻松地推诿给“打印”，并且只承认其实际包含了10处错误的三次引文中只有一处错误；在王攸欣的眼中，我则完全是为了“作文章”才急于到他的“著作”中找错误。从他的《选择》到三篇对我的反驳文章，王攸欣都表现了在别人的论著中“发现错误”的天才。然而，他对自己书中的诸多明显错误却总是两眼一抹黑，即使被指出来了，或者矢口否认，或者推诿给别人。为什么？因为王攸欣对自己的“著作”不只钟爱有加，而且根本就是一种过度自恋。我们读《怎样作学术批评？》、《呼吁》，能读到王攸欣对自己的“著作”“最谦虚”的说法是：
“（我当然不敢保证我的著作绝对没有错误）”！（《呼吁》）
请看，这个“最谦虚”的说法还别别扭扭地藏在一个括号里。一个当代青年学者自恋到如此地步，怎么可能接受或容许别人批评呢？怎么可能坦然正视和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又怎么可能期待他能够稍微拿出一点善意而不是如此充满敌意地面对批评和批评者呢？
王攸欣指责我急于找到他的“著作”的错误来作文章，并宣判我这样不能“作学术批评”。按王攸欣的标准，我怎样才有资格“作学术批评”呢？难道只有去他的“著作”中寻找王攸欣博士“深刻独到”的“创见”才能“作学术批评”吗？
王攸欣一再声称，我指出《选择》对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评述与麦克杜哥的文章《从倾斜的塔上望》相关段落“存在血缘关系”是对他的“有意构陷”，并且要求我向他“公开道歉”；当看到我的回答没有如其所愿时，他愤怒了，他说：“一个痛恨因袭的研究者，其著作竟被人指为与他人文章存在血缘关系，强烈地感到受了人格侮辱”。（《呼吁》）在《怎样批评朱光潜？》中，我所谓“血缘关系”，不过是比喻性地指出：王攸欣对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论述与麦克杜哥文章相关段落的高度相似，会使读者自然意识到（！）他受到了麦氏的深刻影响。一个学者的文章、思想受到另一个学者的文章、思想的影响（甚至深刻影响！），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且，没有一个学者敢说他的文章、思想完全不受到别人的影响，除非他真是自恋到了王攸欣这个地步，真认为自己的“著作”是横空出世、无中生有！我很难相信，一个心态正常的学者会只是因为被人指出他的文章与别人的文章有“血缘关系”（受到别人的影响）就“强烈地感到受了人格侮辱”。
为什么王攸欣如此忌惧这个“血缘关系”呢？从他在《呼吁》中连续两次说到“‘存在血缘关系’或抄袭”，显然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了。我真想不到，王攸欣竟然不能区分学术的“血缘关系”与“抄袭”。这一方面令我感到“不轻易许人”的王攸欣有“抄袭”恐惧症，另一方面又令我对王攸欣的中文修养（以及生物学知识）产生一点怀疑。
在《怎样作学术批评？》一文中，王攸欣曾将《选择》中唯一论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段落和与麦克杜哥文章的相关部分并列摘录出来，向读者展示两者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他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是怀有偏见，会认为上引两段文字有血缘关系？”然而，王攸欣只是列出了这两个文本中的相关部分，并未作比较。现在让我们来对它们作具体比较，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
第一，麦／王主张——朱光潜奉行唯理主义的悲剧原则。麦克杜哥说：朱光潜“立足于教条主义地信奉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和他早期的关于方法的声明相反，他求助于理论而不是求助于悲剧的典范”。王攸欣说：“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大致说来是唯理论的，他不是从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和已经出现的现代作品中去重新确定其悲剧观念，却拿几个世纪以前形成的范畴去范围裁定发展了的经验事实”。
第二，麦／王主张——朱光潜从希腊悲剧观念（命运原则）出发，否定非希腊文化的悲剧。麦克杜哥说：“朱光潜的论点是，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悲剧的样本。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同印度人和希伯来人一样。和欧洲流行的东方宿命论相反，不能真正欣赏命运的作用。”王攸欣说：“他认为中国人、印度人、希伯来人都没有产生过悲剧，甚至欧洲近代以来也已经无法产生悲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民族和现代人的作品都不符合他的悲剧概念——实际上并不是他的，而是他接受的古典主义悲剧概念。他并不从现代的那些已被公认为悲剧的作品中去寻找悲剧性和悲剧精神，却抱定悲剧必然和不可知的命运相联系的想法，以此去裁判所有的作品。”
第三，麦／王主张——朱光潜从希腊悲剧观念（命运原则）出发，否定近代悲剧。麦克杜哥说：“朱光潜关于近代悲剧的讨论也是有错误的……我们应该看到在朱光潜的理论中除了可能不妥当之外，毫无疑问还有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从他的其他著作中我们得知朱光潜了解易卜生、奥尼尔和梅特林克的作品，似乎把他们看得很高。”王攸欣说：“朱光潜并非没有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悲剧和西方近代以来的悲剧，他在《悲剧心理学》第十二章《悲剧的衰亡：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中即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说明他的偏颇并不是由于狭隘的经验论所致，而是以既定的概念来推绎出判断的标准所致。”
第四，麦／王主张——朱光潜从希腊悲剧观念（命运原则）出发，否定非戏剧体的悲剧。麦克杜哥说：“俄底甫斯的婚姻本来就有意义要使观众震惊，不过中国戏剧确实没有可同希腊戏剧完全相似的范例。站不住脚的是这种言外之意，即中国文学全然缺乏悲剧精神，朱光潜不承认像杜甫这样的悲剧诗人和《红楼梦》这样的悲剧小说是非常奇怪的，特别是鉴于他后来把道德上的崇高归功于希腊民族的议论”。王攸欣说：“凡属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宿命感和悲壮感的戏剧、小说在他【朱光潜——引者】看来都是缺乏悲剧精神的，即使在我们看来比古典悲剧更为深刻，更具有悲剧感的现代名著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也不能称为悲剧——后者同时违背了他的悲剧与宗教不相容的观念。”
第五，麦／王主张——朱光潜的悲剧观念有值得肯定的转变。麦克杜哥说：“他对中国和当代文学的傲慢态度可能也是由于学院中的趋炎附势引起的。他所受的大学教育大半忽视了当代的著作，并且大半忽视了艺术中的非西方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当朱光潜回到中国后这些态度很快被丢弃了。”王攸欣说：“可喜的是他并非总是执著于这种思维方式，写《西方美学史》的时代就已经改变了这样的观点，把一些中国作品和现代作品也算作悲剧了。”
第六，麦／王主张——朱光潜在悲剧论述中的空泛／浮夸文风。麦克杜哥说：“朱光潜未能显示出中国严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和相互作用，他又不乐意在这种情况下区别悲剧的形式和精神，因而导致他发出了一些夸大的空泛议论”。王攸欣说：“《悲剧心理学》因其具体目标的关系，所以不像朱氏其他著作那么平易朴实，为了显示掌握资料的广泛性和全面性，有时沾染了一点浮夸之气。”
第七，麦／王文章（书）上述内容的基本趋向是对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批评（否定）态度，只在此前提下给予局部有限的肯定。
第八，在观点基本一致，内容相近的前提下，麦／王文章（书）相关部分论述文字篇幅相近。麦克杜哥的文章中包含上述内容的部分，不包括引文约800汉字符（包括引文共计近1700汉字符），分四个自然段；《选择》的相关部分不包括引文约900汉字符（包括引文共计近1200汉字符），一个自然段。
（限于报纸版面，不能在此完整列出麦／王相关段落，再作比较分析。上列各节引文按问题分类排列，顺序与原文不一致。上例引文原文在：【美】麦克杜哥：《从倾斜的塔上望》，《新文学史料》，1981／3，第244页）；王攸欣：《选择》，第166－167页。）
在这两段均不超过900汉字符（不包括引文）的文章之间，汇集了这么多的相似性（相同性），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王攸欣在反驳我对他的批评时宣称：“我并没有特别看重麦克杜哥的研究，为什么不能不置一词呢？”（《怎样作学术批评？》）真是如此吗？他现在怎样解释他与麦克杜哥之间在论述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的奇迹般的相似呢？然而，世界上真有如此相似的两段文章却相互不存在“血缘关系”的奇迹吗？
现在，王攸欣还能否认《选择》与麦克杜哥的文章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准确讲是王攸欣受到麦克杜哥的深刻影响吗？如果王攸欣认定“与他人文章存在血缘关系”就是“受了人格侮辱”，那么，这个侮辱王攸欣是洗不掉了。不过，我坚持认为，一篇文章受到别人的影响并不是可耻的，可耻的只是如王攸欣这样蓄意而且固执地掩盖他所受到的影响。
本文的举证、分析已经证明，真正践踏学术批评的是王攸欣，而不是我。我对王攸欣《选择》一书的批评是认真负责、尊重事实的。
在《呼吁》中，王攸欣已经越出批评（反批评）的界限，对我作人身攻击。尽管如此，基于本文阐明的各项事实，我坚持我这个判断，“《选择》是有许多学术错误，并且学风、文风不端正的书”；坚持我在《怎样批评朱光潜？》一文中对《选择》作的严格的学术批评。
我当然深知，坚持对王攸欣作严格的学术批评，非常可能还要招致他更进一步的人身攻击。因为王攸欣的表现让我认识到，他确实已经错误地将此举作为他维持自己的“学术声誉”的唯一希望！
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将王攸欣视作一个学者。因此，最后我愿善意地提示王攸欣：要作一位学者，就选择了随时要接受学术批评的命运；坦诚面对学术批评，是一位真正爱惜自己的学术声誉的学者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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