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活质量》中，邵丽讲述了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农民的孩子到城里去，从社会的底层向上攀登。他叫王祈隆，一个包含梦想、祈愿、雄心壮志的名字，生命的意义由此被规定在某个高不可及的地方。
显然，邵丽是在讲一个老故事，它涉及野心，涉及人类冲破社会限制的自由意志，让我们想到《红与黑》或《幻灭》。在中国，这个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突然变成了新故事，它从中国经验最深的伤口中汲取能量，“巴黎—外省”转换为“城市—乡村”，而中国城乡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别远比巴黎和外省之间更具本质意义，人们跨越鸿沟的奋斗和成功既是天堂般的神话，也是灵肉交熬的狰狞炼狱。
中国的小说家们未能参透这种经验的复杂性：它既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当一部有关的小说把一切都指认为“真”的时候，它多半就因此落入了“假”，按照19世纪的叙事逻辑很难有说服力地处理这种生活。所以，当看到王祈隆一开始就被置于宿命氛围之中，我认为邵丽很可能找到了一种恰切的叙述路径——这个人日后耀眼的成功以乡村世界的尺度衡量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它必定成为传说或传奇，如果邵丽能够始终掌握事物这虚的、神秘的一面，她就有可能提供全新的景观。
特别是，这个“传说”还发端于南京大屠杀，在小说中，它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梦想的破灭和存续，是广褒的乡村大地上一颗种子内部的远方，这远方是凌辱、挫折的记忆，同时也是对繁华、荣耀的守望。你几乎可以把“南京”与我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悲壮进程联系起来。
我很难确定这些是否出于邵丽有意的规划，很可能她是本能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她在乡土的宿命观和现代化的宏大历史之间开始一个农民孩子的冒险。但也恰恰由于她无意中给自己制订了大规模的、艰巨的艺术议程，她必须要有移山之力，要处理多端的角度和广阔繁杂的意义空间，结果，她看上去是知难而退了，她不得不回到一个相对集中的焦点上，让小说相对单纯地进展下去。
于是，《我的生活质量》最终是一部关于身份变乱和身份焦虑的小说。它的两位编辑在封底上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王祈隆的“官员”身份，并且认为把“官员”“下放到‘人’的层次上去观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成就。但是，“官员”如果不同时是丈夫、父亲、儿子或情人，那么这样的“官员”在文学上是很难成立的，邵丽在此所做的不过是摒弃了“厚黑学”水平的描述，将“官员”重新纳入正常的文学视野，她真正的发现不在这里。
这部小说中震撼人心的一笔是王祈隆身上那块与生俱来的“耻骨”：他来自农村，他毕生都将与这个身份搏斗，他成为城里人、成为“官员”，他获得了新的身份、新的意识，但是，原来的身份将一直纠缠他，他生活在多重身份和多重意识的变乱和分裂之中。邵丽犀利地表现了这种分裂的深度：它甚至体现于他的身体，王祈隆恨来自乡村的妻子，但只有和她在一起，他才成为男人，而当面对城市的、没有泥土和烟火气息的女人时，他几乎是无能的。不仅是他的理智压制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也在抗拒和背叛他的意识。
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就会看出，这部小说的真正力量不在把“官员”当成了“人”，而是揭开了“官员”这个身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现代化进程和穷困的乡土经验之间难以安顿的复杂处境。王祈隆是现代化的最热切的推动者，但在他的身上、在他内部顽强地隐藏着难以泯灭的乡村，对这个“市长”来说，城市是“我”的，但在骨子里、本质上却是“他们”的，他对“他们”又爱又恨，就像他强大的自我同时也无比虚弱……
所以，“我的生活质量”注定不高。这也是宿命，一个古老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