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就读硕士学位期间，我接触了更多的美国人类学“历史具体论派”，知道这个派别生发于《古代社会》之后，几乎全部理论思考都是沿着与摩尔根模式相反的路线延伸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老师的老师林惠祥先生已系统介绍了他对于这个学派的认识，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直接教我的老师们却似乎彻底忘记了他们的老师教的知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更多的翻译作品出现了，我们从阅读的教材和论文里偶尔能看见不同于摩尔根的人类学论调。那时，幸运的我偶然得到一个机会，被教育部公派，带着被转述的摩尔根给我的人类学知识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出乎我的意料，伦敦有个别老师竟然知道我们中国人类学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传到系主任那里，让它成了一个公开的知识。系主任根据判断对我说：“只知道摩尔根等于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人类学。”可怜的我，被他“强迫”从零开始阅读社会人类学经典，而在这些经典中，竟找寻不到我已经熟知的摩尔根的那本书。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史里，过去摩尔根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并且，他的这个崇高地位之建立，是有其中国学术制度史背景的。
与摩尔根的这个崇高地位有关，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被当成“国产”的名字来运用了。回想一下50年前的中国人类学，那时有那么几个优秀的人类学家被批斗，其罪过与他们留洋的经历有关。例如，有位给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研究说了点好话的前辈，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了“大右派”。他告诉我，他成为“大右派”，连自己都没有想到，到现在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都能想像得到，他成为“大右派”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在摩尔根这个名字被“左派化”的过程中不合时宜地宣扬了点与之不同的“结构―功能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经过苏联理论家传播“梳理”，摩尔根这个名字漂到中国时已代表了我们研究“前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然模式。摩尔根经过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化”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化，逐步成为“本土化”的社会理论。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去宣扬什么与之不同的理论，自然是要被当成“帝国主义”（指除了苏联以外的西方）倒霉下去的。
如今知识分子的日子好过多了，就连那些为西方新左派、中右、左偏右、右偏左等等流派所不齿的“大右派”（如哈耶克），也已然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可能真理”，不用说人类学里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了。过去，有人因谈“结构―功能主义”而成“大右派”，现在若是我花时间来重新评估这个流派，那么，肯定会有同行说我缺乏“后现代精神”，也会有同行说我对经济学的“理性”缺乏基本认识，而两者都没有“与国际接轨”的表现。也就是说，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里，重新谈摩尔根，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不应忘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经济学过于“开明”、“右化”，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依然带着沉重的历史记忆往前爬行的时代。仅从人类学这门学科来说吧，与有些人不满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同时，与有些人以为“后后摩尔根”还不够“后现代”的同时，摩尔根还是被当成本土化了的人类学典范，稍微有点违背这个典范创立的“规范”，就可能被人指责为“西化”。
在中国的人类学中，摩尔根这个名字因为它的历史崇高地位，因而可能已被误解为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当然这完全是用做形容）。在这一跨文化误解的过程中，摩尔根及由摩尔根的论说推演而来的许多毫无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有了自称为“本土社会理论”的机会。于是，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用从摩尔根那里得到的认识，来将他人从其他理论那里得到的认识归类为“洋腔洋调”，故意诱使人忘记摩尔根本人是一个美国人，是过去说的“美帝”内部的一分子。这个现象给了我的写作一项任务，这就是，恢复摩尔根的西方面目，将这个名字与西方其他人类学思想家并列起来评述。而我也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重新树立起摩尔根的旗帜。因而，在这一内容有限的文本中，我试图首先让他脱离我们这个“本土社会思想界”，然后再重新使他与我们的学术史关联起来。
（《“裂缝间的桥――解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王铭铭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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