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就近代中国留德学人的言论和实践来看，德国学术文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发展、制度建构乃至学术创新均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蔡元培谓“世界学术德最尊”，所以不远万里，辛苦筹备，数度赴德留学；马君武称“德国文化为世界冠”，所以苦心经营，编出厚达千余页的《德华字典》，目的是冀望国人能“合力研究德意志之文明，输入中国”。至于陈寅恪拒绝美国的教席，而情愿两度前往柏林当学生，追随吕德斯教授，看中的当然是德国的梵文研究水平和学术环境；傅斯年之由英转德，固然是因了陈寅恪感召力，但与爱因斯坦等学术巨子在柏林的存在恐怕也不无关系；冯至留在海德堡的重要原因，前者是因宫多尔夫教授的吸引，后者则不无雅斯贝尔斯存在主义哲学的魅力；季羡林能去德国，虽是因了偶然的机缘，但也对“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心仪不已，深幸自己选择了哥廷根……
以上列举，不难看出留德学人因为留学德国而与德国学术思想产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说来简单，真的要梳理清楚中德学术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谈何容易？泛泛地叙述既难得要领，却仍需要厚重的资料积累与辛勤的梳理功夫（关于近代中国留德学人的总体情况，请参见Thomas Harnisch，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 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Hamburg，Nr．300．Hamburg1999）；最能把握的自然还是体贴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但却又很难在此基础上兼及宏观。所以，这个命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就我个人眼力所及，HuChang－tze著《德国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对1920－1940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另类思想研究》是做得相当不错的，但可惜是用德文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学界可能知道得不多；所以，就国内学界而言，陈洪捷教授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可谓是开此领域研究的先河。汪永铨、吴志攀二教授为此书作序，不约而同地称道“寂寞”（Einsamkeit）概念的挖掘，确实是方家的眼光，因为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关键词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作者对“修养”、“科学”、“自由”、“寂寞”等德国大学观基本概念的意义挖潜，确实显示出学术判断和纸背情怀；但这却并不能算得大的创造，因为这些概念德国学界早已有之，作者只不过是把它们系统总结梳理罢了，汪、吴二教授之所以加以发挥，其观照显然在于当下，或谓“本书有关部分的研究不仅为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开辟了新的路径，而且对于矫正目前学术界并非少见的急功近利、浮躁和炒作现象，很有启发意义”，或呼吁“一个家庭，一个大学，应当给予寂寞的思考者以宽容、理解、尊重和欣赏。如果没有这一氛围，家庭与大学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特色，而没有这一特色，家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家，大学也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并进一步表明立场且意味深长地追问：“所以，我同意洪捷的观点，将‘寂寞’看做德国大学的一项特色。我还想说，这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特色，而且是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学的特色。而寂寞是今天中国大学的一种特色吗？是今天北大的一种特色吗？”确实，写在纸上的“寂寞”意识，与压在纸背的“寂寞”本身，其实遥相呼应，是一个“寂寞”的两个方面，作者自谓此书从开始到完成再到出版，时达8年，穿梭于中德两国之间，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甘坐“冷板凳”，对于“寂寞”的体会显然不仅是书上得来。
但我觉得这本书作者用心力最大处却还不是“寂寞”概念的提出，而是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史料的占有和精心梳理。第二，对理论的探讨与深度的提炼。对于人文研究来说，理论穿透力不足是常有的难题，对于这项研究来说，也不例外。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揣测作者最难构建的就是与“韦伯理论”的关系，虽然作者用了洋洋近30页的篇幅（论文正文共206页）来论证这一理论提升，从内部的四条原因到外部的两点形式特征；论证之后再观照19世纪的德国大学，认为“其内容由于卡里斯玛特性而深深渗入了大学成员‘社会互动模式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强调德国古典大学观即韦伯所命题的“卡里斯玛”（Charisma）现象。似乎在理论过渡上不够流畅，结论做得也不是非常的“恰如其分”。但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一理论的切入点是有依据的，论证的过程也颇富功力，但在推进的过程中若能再加细致处理，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中德学术渊源的论证通过蔡元培这个人物，将两个不容易把握的领域不露痕迹地结合起来，谈论德国大学观的中国影响一点都不是“牵强附会”。蔡元培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处，作者的这个点抓得很准，正如陈平原先生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学界，谈论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蔡元培均非首选，其若干著述，也并非不可代替”。但“这丝毫不影响蔡元培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因为蔡先生之伟大首先在于他是最为合格的“蔡校长”，因为对于总揽全局的大学校长而言，要的是“杂家”而非“专家”，而“像蔡元培那样热爱知识手不释卷的政要名流，在现代中国，还能找到一些；但像他那样涉猎众多学科，而且长久保持浓厚兴趣的，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是蔡元培这么宽泛的知识面又是哪里来的呢？文史哲的东西可以想见是旧学的功底，但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恐怕不是中国传统学术所能蕴涵得了的吧？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游学期间，蔡元培“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将蔡元培的留学莱比锡与日后的北大改革贯穿起来，正成了德国古典大学观影响中国大学的最佳例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此次成书，借鉴学界关于学术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增写一章“蔡元培改革对中国大学的影响”，颇富新意，对于个案延伸出的普遍意义也有了交代和概括，值得一读。所以，个案研究不忘宏观思考以致琐碎，历史叙事凭借个案体贴得以深入，对“个案”与“宏观”巧妙结合、将“德国”与“中国”有机联系，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我看来，中德学术关系这一命题具有很大的价值，尤其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发觉出“学术史”命题，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背景下，重视晚清以来由西学东渐，尤其是留学生负笈海外学府而产生的中外学术关系，实在是大有必要，毕竟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得以产生的一大重要源泉。所以，推介陈洪捷教授这部用功甚勤、立论中允却又独发新意之书，其意义并不仅在此书本身。切望有更多的学人关心此一领域，推进研究本身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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