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美国作家马拉默德先生，我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短篇小说《魔桶》早已入选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小说中的男媒人萨尔斯曼善言巧辩，活灵活现，想方
书信往来
我是1979年认识马拉默德先生的。当时我在南京大学任教，正和两位硕士生翻译他的长篇小说《店员》，不巧给书中一些依第绪语难住了。这种犹太人用的语言，一时找不到参考书。我便壮着胆子给作者写信求助。没料到，一个月以后就收到他的回信。他用英语一一注明了我列出的依第绪语的短语和句子。这真是雪中送炭。不久，译稿顺利交付出版了。马拉默德先生是个誉满全球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店员》曾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他还得过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1983年荣获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颁发的金质奖章。他任美国笔会会长多年，后又当选国际笔会会长。而我们三位译者却是默默无闻的美国文学爱好者。
对话哈佛
译书使我与马拉默德结下不解之缘。1980年8月，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入学第一周，我便打电话给马拉默德先生，想去纽约看他。他亲切地说：“杨先生，别急，你初来美国，人地生疏，还是我去哈佛看你！”
冬去春来，一天，马拉默德先生来电话了：“明天到哈佛看你。”我高兴极了，急忙做点准备。我住在校园内一栋教工公寓五楼，房子不大，但环境幽静。第二天午饭后，我早早到一楼大厅等候。2时许，马拉默德先生笑嘻嘻地走来了。我开了大门迎他，与他热烈握手。他看起来跟书上的照片差不多，虽年过六旬，仍精神抖擞。他身着整齐的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蓄着胡子，头发花白，说话和气，平易近人。我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马拉默德在我的宿舍坐定以后，我为他沏茶，请他品尝中国的绿茶、蜜饯和应时水果。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这么年轻，能来哈佛深造，真不容易。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光辉灿烂的文化，有许多东西值得美国人民学习。中美两国人民多来往，相互学习，大有好处。他感谢我们将他的《店员》译介到中国。他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众多的读者，所以感到特别荣幸。他相信，中国读者会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我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还贴近我说，今后再译他的小说，如遇到难点，可随时写信问他，他一定会及时答复的。末了，我送他一条南京挂毯，并请我的朋友杨治中先生为我们合影留念。我请他在他出版的5本小说的扉页上一一签了名。他特别请我方便时去纽约他家中做客，我愉快地答应了。临别时，我想送他到地铁站，他谢绝了。他说，以前他在哈佛当过两年客座教授，校园内一草一木记忆犹新，决不会迷路！
做客纽约
分别后几个月，学期结束了。1981年7月初，我去了纽约，住在我总领馆招待所。第二天上午，我便乘地铁去曼哈顿北部东区拜访马拉默德先生。
我刚到达约定的地铁站大厅时，马拉默德先生就笑着挥手向我走来。他说住家就在附近，拉着我的手往外走。几分钟后，我们一起走进一幢28层公寓的大门，门卫向我们点头致意。乘电梯至14层，马拉默德夫人安娜女士早已等候在门口，我跟她亲切地握手，然后一起走进他们客厅里就座。片刻，安娜端来了咖啡。
我好奇地望着马家的住房。马拉默德先生看出我的心绪，便说：这是纽约市内很普通的住房。作家收入并不丰厚，主要靠写作，有时去大学兼课。出了好作品，给大学生讲点写作技巧，他们很欢迎。接着，他领我参观了他家的摆设。他的住房很像我国常见的三房两厅两卫。客厅比较大，餐厅靠厨房。书房不大，陈设朴实整洁。那是先生每天写作的地方。他习惯从上午9时写到下午1时，午饭后休息一小时。下午上街走走，观看千姿百态的行人。如碰上有人争吵，他会上前看看，记下双方的表情。有时他爱光顾小杂货店，跟店主聊几句。我问他：店主是犹太人吗？他说不一定。他不止写欧洲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命运，他是为全人类而写作的。
我们聊得很开心，不觉已近中午。安娜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地道的意大利菜：通心面和烤牛排。她是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又擅长烹调。饭后又是意大利蜜饯和水果，令我大饱口福。告辞时，马拉默德先生执意送我到原先的地铁站。过了一会儿，他走进书房取了4枚外国邮票，准备送给一楼的门卫。他的小说已译成30多种语言。许多读者给他写信，他平均每天收到两三封信，所以外国邮票比较多。安娜常帮他给读者回信，成了他的内当家兼秘书。他终日忙于创作，对门卫的要求仍记在心上。他名声在外，却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在老百姓中间。
巨星陨落
1981年9月，我从波士顿经伦敦回国后，仍与马拉默德先生保持联系。承蒙他的鼓励，我又译了他的《基辅怨》和《杜宾的生活》两部长篇小说。我从译书结识了马拉默德先生，两次在美国会面又使我们成了挚友。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1985年冬天，先生来信有示：希望来中国看看。我立即回信表示欢迎。同时，我找了有关单位，准备给他发个邀请信。可是第二年春天，我忽然接到噩讯：3月18日，马拉默德先生在写作时突发心脏病谢世了，享年72岁。我赶忙给安娜去信，深表悲痛和哀悼。
不久，安娜给我回信致谢。1989年又寄来马拉默德先生未写完的小说《部族人》。我收到后立即动手将它译成中文，发表于南京大学的《当代外国文学》，以寄托对作者的哀思。1993年8月，我被选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又到哈佛大学讲学和从事研究。我听说安娜住在坎布里奇一个小区，就抽空去看她。那天恰好她儿子保尔从首都回来，安娜显得格外高兴，身体不错。她告诉我：先生去世后，学术界很重视。1991年成立了马拉默德学会，再版了他的8部长篇小说和4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了他未写完的《部族人》。他的作品又被译成多种语言。说完，安娜顺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新版的The Assistant（《店员》），并代她丈夫签名赠我。我也向她赠送了新版的中译本《杜宾的生活》和一件工艺品。她表示感谢，从柜子里取出一只精巧的紫色玻璃小花篮，请我带给我的夫人。
译缘不断
书缘结成的友谊，冲破了时空的藩篱。前年冬天，我接受了吴元迈博导之约，撰写《马拉默德评传》。这是他主编的世界著名作家评传丛书之一。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时，她非常支持，并嘱出版商给我寄来一本《马拉默德论生活和工作》。社长在来信中说，这书早已售罄，这是该社自藏的惟一的一本。他的好意真令人感动。我不由加快写书的步伐。
每当我打开马拉默德的英文小说时，仿佛他又笑嘻嘻地向我走来。我的耳边响起他的朋友和同行、另一位杰出的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对他的评价：“在马拉默德的话语里，常常可以听到一种难得的、充满个人感情的、真挚的声调。他是个富有独创性的第一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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