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提出“鲍”与“包”“两字同音”并轻描淡写地说：“即便是后来在名单中改
‘鲍’为‘包’，只要稍加思索，也会按姓氏笔划怀疑一下，也就不会指‘鲍’为错了。”窃以为，并非人人都有《疑》这样的高智商，更何况“中国院士”中还有同姓名者3对。
尽管《疑》的批评，某些确实难以让人接受，但笔者还是从中得到指教，获得启发，引发进一步探索，是一剂十分难得的苦口“良药”。
1 欢迎与检讨
拙作《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在2004年2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5版刚刚发表，该报又在2月11日刊出明确作者“身份”（作者所注单位名称，按照《中国科学院文件》规范，院内简称应是：“政策与管理所”。本不应苛求，因探讨规范问题，顺便指出）的《“疑似术语”与“疑似文献”：对〈有必要认真对待‘中国院士’问题〉的批评》（下简称《疑》），得到如此若非“权威”必是“专家”的如此重视，真是突然，笔者更感到诚惶诚恐。转而考虑，“学术乃天下公器”，更何况是对拙文的批评指正，笔者欢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指出。
确实，拙文中存在错误，《疑》倒是很宽容，但笔者认为自己负有很大责任。除了《疑》指出的2处（即把《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书名中的说明书名文字，误作“1929－1999”；又将该书附录2题名“历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中的“历次”“改作”“历届”）之外，还有多处，例如：①“中国院士”中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应增加“1993年”增选的；②“中国院士”中的中科院院士的起始年，将“1994”误作“199”；③中研院院士在1955年又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人名单中，应当没有“余嘉锡”（1955年逝世）；④例举某报载文对院士张冠李戴中，注释竺可桢当选中研院院士的时间错为“1949年”；⑤例举《辞海》未提“学部委员”或“院士”称号的人，最后应当是：“……胡乔木、吕?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却错为“胡乔木、吕?科学部委员”；⑥附表2的注释中，应将“表中有下划线者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当选时专长学科’……”中“有下划线者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删除，改为：“表中人员‘当选时专长学科’……”；⑦“稚晖”是吴敬恒的字，拙文的注释表述不当。有幸得到《中华读书报》青睐，将拙文基本上原样刊出，笔者本应默默领悟各方批评就该知足。但是，《疑》提出：“究竟如何，我们只能再向作者讨说法”，“若欲除掉‘疑似’，解铃还需系铃人”；况且，笔者也希望能够借公开答复《疑》若干主要质疑之光，既将上次的某些问题讲清楚（当初颇顾虑版面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又将窃以为值得参考的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大家，还可以得到更多人士的指教，何乐不为？
2 差错与纠错
或许是受“戏说”影响，时下传媒中的差错现象已经使人们司空见惯，以至于《疑》认为“以权威机构署名的出版物，是人们要经常学习、检索和引用的，不可出大错”即可。试问：如此高层次的出版物都可以降低水平到“不出大错”，那么，其他层次的媒体岂不我行我素，以致泛滥成如《疑》所谓：“如果挑起这种毛病来，车载船装，要累死人的”。我国社会用字、政府统计数字等的“戏说”，已经严重影响到国民的素质、思想、行为，甚至于国家的形象、声誉、决策……关于“中国院士”（下文非必要时，简称：院士）问题，如果也抱“无关宏旨，不必苛求”态度，只能造成“戏说”之势愈演愈烈。
值得重提的是：《疑》既认为是“眉毛胡子”，却又将其也承认有差错的不同寻常的文章（如：某院士自述在专门负责院士工作的网上展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某次会议提案）“贬”为一般性或干脆将其“忽略”，或许就是在“戏说”。
尽管《疑》已不耐烦，笔者还是认为有必要再罗列典型性差错，尤其是较权威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庆祝建院25周年时，在网上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栏目，只有34位学者，其中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有的（如：陆志伟、陈翰笙、钱俊瑞、周扬、骆耕漠、丁声树、夏鼐、季羡林、刘大年、于光远等）改称“中科院院士”，有的（如：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陈垣、向达等）仍称“学部委员”，有的（如：郭沫若）比较含糊，有的（如：尹达、狄超白等）只有一张照片而无介绍，有的（如：胡乔木、胡绳、郑振铎、罗常培、吕叔湘、冯至、许涤新、何其芳等）没有提及相关称号，甚至有相当部分所属院士却没有推出。
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在网上公布的“历次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人数按学部分布”（统计到2002年）中院士（学部委员）总计969人，其中1980年增选的数学物理学部51人、1991年增选的化学部34人；而《中国科学院统计年鉴：2001》公布的“历届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截止到1999年有院士（学部委员）914人，其中1991年当选的化学部35人，该统计附注：“1989年和1999年分别撤消院士（学部委员）各1人”。排除2001年增选的56名院士，那么前者（网上）公布的院士（学部委员）总数与后者（年鉴）的似乎相同；实际上数学物理学部1980年与化学部1991年的增选人数有出入，并且注释提及撤消了2人，在这两个表上反映不全。笔者经过查证，应当是：如果按当时当选的人数统计，截止到1999年应当是915名院士（学部委员）；如果排除被撤消称号的2人，截止到1999年则应当是913名院士（学部委员）；无论按照何种标准统计，二者中数学物理学部1980年与化学部1991年的增选人数都应当修改成一致，并且必须在该表注释说明。
中国工程院在网上公布（截止到2001年底）工程管理学部36位院士中有“31位为跨学部院士”；而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在报道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成立时称：工程管理“首批院士包括卢良恕、吴澄、徐匡迪、潘家铮等32人”。从该网公布的工程管理学部院士名单中33人（王众托、巴德年、卢良恕、叶可明、朱晓东、朱高峰、刘王介、刘人怀、刘源张、刘德培、杜祥琬、李东英、李京文、何继善、张寿荣、陈清泉、罗绍基、金鉴明、郑南宁、饶芳权、袁晴棠（女）、钱七虎、徐匡迪、徐寿波、徐滨士、殷瑞钰、郭重庆、郭桂蓉、蒋士成、程天民、傅志寰、翟光明、潘家铮），缺少吴澄院士等。排除报上公布的“工程管理学部5人”（王众托、刘源张、李京文、徐寿波、傅志寰，见2001年12月13日《科技日报》），与前文所提的“36位”或“32人”都有出入。该网2004年1月17日更新“全体院士名单”，只是将2003年新增者与人数加入。差错原因仍然待查明。
2001年的《中国人物年鉴》中刊登的两院院士名单多有差错：①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后“注：中国科学院自1955至2000年底共有院士910人（不含外籍院士。另，方励之已免去院士称号未计在内）”，笔者尚未查对中科院院士情况，但从统计的院士总数和撤消院士称号情况看，至少有遗漏。②将工程院的李龙土院士错为“李龙士”，将卢世璧院士错为“卢世壁”。③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1995年首届当选的30位院士中有29位（唯有吴阶平院士没有差错）的当选年度被错注为“1994”年；当选年差错的还有：顾懋祥（1995年错为“1994”）、佘?南（1997年错为“1995”）、胡海涛（1994年错为“1995”）、辛德惠（1995年错为“1994”）等。④将工程院戚元靖院士的逝世时间（1994．11．04）错为“1995．1”。
这些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机构、媒体、出版物是否也在“戏说”，其差错需不需要公开纠正，以免谬误流传？相当多媒体对纠错，不是麻木，就是不屑，甚至反感。半个多世纪的院士史，就已经出现多少扑朔迷离，还要留待后人来理清吗？值得提出的是，笔者仅见《中华读书报》、《京报》有魄力正视读者意见，公开纠错；如果将错误消灭在正式面世前，岂不更好？
3 “中国院士”的界定
尽管界定“中国院士”被《疑》指责为“没事找事”，而要打开大门，广泛接纳；然而，目前院士问题的混乱并日趋严重，已经不得不通过规范作为减少差错的措施之一。
窃以为，“中国院士”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院士是指得到政府认可的中国籍高级科技专家、学者；广义的院士则除了狭义院士外，还应当包括外籍院士，但不应将中国籍的外国院士掺杂进来。除了被除名的，院士（学部委员）都是终身荣誉。按照唯物史观与逻辑性原理，“中国院士”应当包括：①中央研究院1948年产生的第一批81位院士。②中国科学院1955年、1957年、1980年、1991年、1993年推（增）选的学部委员。③1994年以来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④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以来产生、增补的院士。
“中国院士”应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院士群体的泛称；而具体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院士”群体，尤其是“院士”个人，宜明确具体“院士”的前提情况（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外籍等）；针对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特殊情况，建议：1994年以前逝世的，称“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及其以后逝世的，直接称“院士”。统计院士，应当注明“外籍”、“逝世”、“除名”等情况，保证准确性。
我们在研究事物的属性后，可以通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规定事物，进行区分与归类。“中国院士”就是根据这一并不复杂的原理设计的，它固然是由“中国”与“院士”这两个特定概念组合起来的复合名词。所谓“中国”，是包括在这一空间范围内存在、活动，并且在时间上向前延伸着的人类社会与事物；现在的两院院士标准都更明确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所谓各国“院士”，既是指得到该国最高学术机构（组织）认可的、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又包含我国曾经使用的同等含义的“学部委员”，还泛指“外籍院士”。
中科院网上“院士介绍”中就分别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不同提法，是规范，它们分别蕴涵两种不同概念：将前者用于陈省身（1948年当选），后者用于冯元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选），不能互换。
国际学术组织（机构）的院士，如：第三世界科学院（该院由创始院士、准创始院士、院士、准院士、通讯院士组成）、国际欧亚科学院（有院士、通讯院士、名誉院士等）的院士正因为他们不存在国籍的限制，也不按照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组织）标准取舍，自然不宜纳入“中国院士”中。就如都有中国血统的人，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可以划分为：中国人、华侨、华人等这样简单的道理。
笔者赞同《疑》数次提到的“语境”观点和最后对“中国院士”的规范。拙文中虽然没有专门使用“语境”与“规范”，但是窃以为：对于名词、术语的规范，往往是要与语境相适应才会产生更佳效果；名词、术语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参见《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3年第3期拙文“刍议名词、术语的选定与准确运用”）。对“中国院士”的规范形式同样要综合考虑相关环境、对象、需求等，进而相机使用详略或增减的规范形式或内容。
此外，再答复《疑》的一些质疑：
对于《疑》喋喋不休于各种不同个体院士情况（版面所限，恕不再引出），窃以为，如果他注意到笔者结尾简短的观点：“‘中国院士’应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院士群体的泛称”大概即刻会哑口。
印尼人艾地并非按《疑》所理解、规范的“中国科学院名誉（外籍）学部委员（院士）”的重复且费解形式，而是直称“中国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院士）”，理由很简单：①艾地已于1965年被害；②可以说授予的“名誉学部委员”是空前绝后的一次；③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设院士“请示报告”明确：“由于院士本身已是名誉称号，不论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再设名誉院士。”
《疑》提出：中研院评议员是“相当”的院士，应当计算在“中国院士”中。笔者不能同意。既然《疑》作者看过《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应当清楚：中研院第一批院士是由第二届评议会的评议员选出，而第三届评议员32人则是经过第一次院士会议选出；并且其后的各界“评议员”皆由“院士”选举。怎能认为中研院的评议员“相当”于院士？
《疑》强调“中国院士”不可能作为专有名词存在而列入工具书条目，更不可能作为统计项目存在而列入统计数据。窃以为，《疑》所断言的能否实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笔者可否提出？可否在自己的文章中利用？
胡（适）院士提出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观点就颇有哲理，也被许多学者（无论他本人承认或赞同与否）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笔者正是认为现时形形色色的含有某些“中国”或“院士”成分、名号，在泛滥，在鱼目混珠，有必要认真对待，有必要提出“中国院士”的新概念，以便清理、整顿这种混乱。当然，初次提出“中国院士”概念会有许多不足，需要大家指点。
如果不界定“中国院士”，我们即使采用简称，岂不仍要不厌其详地列举：陈翰笙、薛暮桥、贝时璋是“中研院、中科院、工程院”院士中目前最高寿者？若按《疑》不要“关门”的意思，论述固然可以简洁成：陈翰笙、薛暮桥、贝时璋是院士中目前最高寿者，然而又将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这种“院士”数得清吗？这种“院士”的情况搞得清吗？哪种院士在这样的“院士”中更有代表性？……人们早已对某些高雅、圣洁物（例如：职称、学历、学位等）被滥用深恶痛绝，包括对两院院士数量增长与我国科技发展情况的不对称颇有看法（应当说已经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情况有所好转），难道任凭“院士”泛滥是“顾全大局，向前看”吗？
从1948年至2003年底止，广义的“中国院士”有1863位；保守些估计，辞世者还到不到700位（准确的数字也可统计）。在《辞海》这部人们比较信赖，学者更是手不释卷的百科辞书中增补“中国院士”信息完全有必要，版面方面也不会有多大的压力（大多数院士已榜上有名；再对某些人物、内容经过“缩水”、“减肥”处理，或许按照还不必加版面）。至于《疑》所担心的“个别人”问题，并非束手无策，窃以为：从整体看，“中国院士”是我国最高学术水平的群体；按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记载，光明磊落；就技术手段讲，突出、重要的可以多记，少或次要的可以简略。随着《大辞海》启动，这些当不成问题。
4 “鲍尔汉”与“包尔汉”
《疑》为学部委员“鲍尔汉”还是“包尔汉”考证问题首先提供了转引的“源头”文献――《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院年报》。笔者以为是自己曾经查证的疏忽，遂再“按图索骥”，还是大失所望：前者的学部委员名单是1957年的，而包尔汉是1955年当选，时间上有差异，不可能有；后者则是1981年的名单（不包括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与已故的学部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可能有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包尔汉。据此，可以认为《疑》提供的转引的“源头”文献，起码与查证“鲍尔汉”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疑》所谓的再次“核实”“转录无误”，能否再次核实一下？
但是笔者找到了可以说是真正的源头――1955年名单的原批件（档案），内是：“鲍尔汉”；再核对自己提出疑问根据（也正是《疑》指责笔者“在撰文过程中并没有检索过原始文献”，“连当年载有学部委员名单的原始文献都没有查过”，而恰恰是他自己忽略了这一重要文献）――《中国科学院：1949－1956》（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委员”中明确无误的写明：“包尔汉（历史、语言学）”。
对《疑》所称：“终于理清了头绪：从他作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1－1955．9）’到1954年9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包括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名单中所列皆为‘鲍尔汉’。但从1959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以后皆为‘包尔汉’，直至1989年去世”的论述，笔者若非现在已解开“鲍尔汉”与“包尔汉”之谜，反而更是一头雾水。
按《疑》此述逻辑，尚有5个问题难以讲通：①“鲍尔汉”是当代著名社会活动家，“1954年9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副主席”，“1959年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过由“副主席”到“委员”的“降职”经历？②“鲍尔汉”与“包尔汉”是两个人，其一（包尔汉）是社会活动家，另一（鲍尔汉）是学部委员？社会活动家的包尔汉生前经常在传媒上出现，人们耳熟能详，故笔者见到学部委员的鲍尔汉（《疑》作者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是近年收集中科院院士名单全面且较容易找到的一部图书，笔者查找早期学部委员的名单是根据它）反而十分陌生，甚至相当长时间难断“他们”是同一人。③就是以社会活动家名义出现的包尔汉，媒体上宣传也并非止于1989年。④现在我们已知1957年正式出版的图书也出现学部委员“包尔汉”，按1956年国务院颁布《汉字简化字方案》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学部委员“包尔汉”的出现最早时间疑似1956年。⑤《疑》只提1955年的名单是“鲍尔汉”，这是根据当年的原件，还是若干年后的？当然，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除非要追究出现差错的最早年代或具体文献。
《疑》提出“鲍”与“包”“两字同音”并轻描淡写地说：“即便是后来在名单中改‘鲍’为‘包’，只要稍加思索，也会按姓氏笔划怀疑一下，也就不会指‘鲍’为错了。”
窃以为，并非人人都有《疑》这样的高智商，更何况“中国院士”中还有同姓名者3对（①陈达，其一为社会科学家（1892－1975），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另一为核科学与技术专家（1937－），2001年当选为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②陈国良，其一为金属材料专家（1934－），1999年当选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另一为计算机科学家（1939－），2003年当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院士。③张杰，其一为给水排水工程专家（1938－），1997年当选为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另一为等离子体物理学家（1958－），2003年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况且，如果我们发现了“鲍”与“包”这一差错（“不规范”？），何不就便在著作中指出或注明？再有，“鲍（bào）”与“包（bāo）”并非同音字，笔画相差也不少。《现代汉语词典》虽无“同音字”但有“同音词：语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的阐释可以借鉴。笔者乘此良机举同音词例，如：现媒体中对雇用的“外国运动员”的简称应当是“外员”（wàiyuán），却大多数错用成另一同音词“外援”（此例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但已经是社会用词错误较严重的一例）。又如：《疑》中使用的“政统”（zhèngtǒng）疑似同音词“正统”之误，顺便提醒；前者可以说不规范，如果严谨一些，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中似应当加引号使用。
繁体的“鲍尔汉”改为简化字，应当是“鲍尔汉”，那么“包尔汉”与“鲍尔汉”又是怎么回事？《疑》也没有搞清，但是他的“音译”和“包尔汉・沙赫德拉”的说法对笔者有所启发。经过请教同是维吾尔族人的艾合买提副教授等人，才解开了这一难题：①维族人的姓名构成同大多数西方人相同，即名字在前，姓氏在后；故《疑》所谓“包”、“鲍”是姓氏的音译字，应当纠正。②维族人姓名用汉字表达是音译，他们通常仅用维语的汉译名字就可以，需要区分或特殊场合，再加上姓氏；故“包尔汉・沙赫德拉”一般就称“包尔汉”。③维族人用汉字表达的姓名用字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包尔汉不是一般人，他名字中的“鲍”改“包”起码是得到他本人的认可。
据检索google上“包尔汉”和“鲍尔汉”，2004年2月13日的结果分别是：908项和230项；而2004年2月14日的结果变化分别为：979项和230项。可见“包尔汉”的信息增长要比“鲍尔汉”的大得多，仅仅一天工夫，后者尚无变化，而前者却猛增71项。这种随机性调查，反映出社会信息的变化，主题词（人名也可以认为是泛指的主题词）的需求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尊重本人的意愿着想，还是出于规范目的，窃以为从现在起，更应当以“包尔汉”为主、“鲍尔汉”辅进行规范、更正，或相互参见。
5 首位湘籍地质学院士的名字考证
田奇?是“中国院士”中首位湖南籍，也是少数民族地质学院士。《辞海》1979年版上未列，1989年版首列，1999年版有所修订，介绍道：“田奇?”（1899－1975）中国地质学家。字季瑜，土家族，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人。因“田奇?”的名字考证与本文论述有关，更关系到纠正媒体的严重混乱，遂在此文中简介，以飨各方。
令人不解的是，《辞海》虽然两版都是“田奇?”，却无专门的“?”字及其音、意诠释。在向有关部门咨询，得不到满意结果后，笔者查看1992年以来的多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名录”、“通讯录”，以及《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皆是“?”字。又查1957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1949－1956》，才清楚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的是：“田奇?”（地质调查、古生物学）。再查20世纪20－60年代他本人的著作，除了有前述的几种现字库中未见的字外，又有（“?”）、（“?”）；图书馆的书目记录中著录他的名字更有“琼”、“秀”、“□”、“□”（代表缺字）等。
笔者通过《康熙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华字海》等反复比较、分析，才将这个多音、形、体字缩小到含有具体字意，并且与该院士的字“季瑜”（“瑜”有“美玉”和“玉的光彩”二意）比较接近的“?”（xuán，意为：美玉）与“?”（wěi，意为：美貌）两个字。最后只能从中择其一，窃以为应当是后者，亦即“?（wěi）”。理由主要是：①“?”是上世纪60年代规范简化字公布后正式出版物上使用的学部委员名单中采用的，基本上没有差错；当时的出版审校质量之高，是现今难与之匹敌的。②笔者查证过该院士1961年在另一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署名是（?），这是“?”体字。③前述两个理由，都是在该院士健在时使用的；万一有差错，他本人完全可以，也会指出。④“?”虽然是生僻字，但不有音、意、来源，在字库中还有此字。不知这样的考证恰当否？望田奇?院士亲属及专家、学者赐教。
似受学部的误导，《辞海》以讹传讹，使得网上涉及到田奇?院士姓名的信息更是五花八门，令人遗憾的是在google用“田奇?”，则称：找不到相符的网页。更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范（文献上的规范与书目数据的规范形式有区别），以扭转这种反常现象。
6．1 文献
这也是《疑》质疑的重点部分，提出要“再向作者讨说法”。窃以为要“讲清楚”，涉及到若干基本常识、主客观条件等，需要超出常规来“交代”。
如果说《疑》将笔者提出的“中国院士”称为“疑似术语”（术语是指某门学科专门用语。而笔者尚不知“中国院士”是专用于哪门学科）尚有提出者的一定道理的话，而将拙文的2个附表也冠以“疑似文献”就值得商榷。
《辞海》诠释：“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也就是说有3种意思。国家标准中比较着重于第三种意思。其他权威工具书的释义与《辞海》没有多大出入。
对于《疑》所扣“疑似文献”何意？初看，确实云遮雾罩，十分唬人。试剖析之：“典籍”非寻常著作，笔者更自知对“贤者”望尘莫及，自然排除“文献”第一意思。连《疑》都多次质疑拙文大小问题，笔者怎敢梦想“文献”第二意思？《疑》最终亮出：“《有》文附表1中所列各院士‘专长’是否正确或准确，并不特别重要，也不必苛求，重要的是不应该在学术性文章中提供貌似‘原始情况’而经不起推敲的虚假文献，此等行文，难避作伪之嫌。还是暂列为‘疑似文献’吧”，应当是杀手锏，好不厉害！这年头，即使是“院士”牵连上“虚假文献”也要摘下桂冠，枉费平生的“修炼”，更何况凡人，更何况笔者？如此“重罪”还是奉劝《疑》作者慎加与人。
再说，即便是“作伪文献”，也是在文献范畴内；若非属文献，《疑》作者又如何“看到”？更谈不到要进行质疑，以致于如何“讨说法”了。倘若《疑》著者硬要冠以“疑似”的话，也只能称“疑似作伪文献”。
6．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学术著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诚信功能，链接功能，审验功能，承续功能，评价功能，集约功能等（笔者有3篇成文近作，2篇将刊2004年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与《河北科技图苑》，还有1篇在送审中）。对参考文献的标注与著录应当十分准确、规范，才经得起检验，方便他人利用。
然而，还需要区别不同文体与行文情况，采取对应的参考、注释形式与反映程度。恐怕报纸上，就很难如论文、专著那样著录，后二者应当非常详细、准确。例如：《疑》作者所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就与论文、专著的参考文献有区别，应当是内行。又如：拙文的两个附表，如果要逐一注明查证资料的来源，应当有上百条。尽管《疑》急切想知道来源详细情况，报纸上允许吗？遇上这种情况，有时恐怕需要自己查证，或直接，或通过编辑间接与有关作者联系。
此问题不知“交代”清楚没有？笔者可否在这个问题上少占篇幅？
6．3 学科分类
《疑》喋喋用今天的“一、二、三级学科”，既指责40多年前的拙文附表2学科专长划分（已经注明“按原公布情况”），又评论50多年前的中研院院士排序（先学科，再姓氏笔画），有无必要？我的感觉，就如唐吉诃德与风车决斗。
学科的分类分级规范是近些年的事，是动态变化的。因为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永远不会停滞。有资料反映，就是在拟订中研院院士候选人名单时，胡适（适）与傅斯年两份名单中对同一人的学科归属也有差异，如：胡将吴敬恒归“哲学”，张元济归“史学”；而傅将吴敬恒放“中国文学”，张元济放“中文学”。
笔者所见首批学部委员名单批件中，学部下还是有主干学科（组？）的。例如：哲学社会科学部之下有：“历史、考古（二十人）”，“经济（十四人）”，“哲学（十人）”，“文学、语言（十七人）”。其中，茅盾是用毛笔改为“沈雁冰”（即其本姓和字），但正式公布时，又改为“茅盾”。
7 良药苦口
尽管《疑》的批评，某些确实难以让人接受，但笔者还是从中得到指教，获得启发，引发进一步探索，是一剂十分难得的苦口“良药”。窃以为，研究问题，世人皆可，也应当大力提倡。研究“院士”问题，不是象牙塔中的某些“专家”的“专利”而岂容染指，怎可随意指责他人“于事无补费精神”？
“院士”看起来只是简单二字名词，实际上也存在方方面面不少问题，就是笔者探讨的规范问题，也由于篇幅，使得此次商榷也十分有限。笔者愿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供世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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