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现代思想的策源地
胡继华
巴塔耶
我们几乎不知道，在后现代蔚然成为气候之前，就有一位放声嘲笑黑格尔的辩证法、决裂有限经济学的思想家。俨然魔力附身一般，他以罕见的笔力穿透了兽性、世俗和神性三界，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将色情和信仰等价齐观，把令人心惊肉跳的死亡景象呈现在渴望不朽的常人眼前（“编者前言”）。他的童年是在病入膏肓的父亲的尖叫和绝望悲伤的母亲的叹息之中度过的，悲剧和黑暗却纠缠了他的一生；他大部分生命与图书资料相伴，但他在学术庙堂之外谋生；他博览群书却决非食而不化，而是将历史智慧的精粹融进了他对战争和罪恶的体验，并转换成华美的篇章。
这么一位难以定位的人物，却频繁地在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的笔端闪现。他就是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1897―1962）。他不仅在汉语读者眼中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也因为那些后现代大师的遮蔽而长时间发不出自己的光芒。他上承尼采生命造反逻各斯的谱系、下开“68一代”向差异冒险的精神，“景观社会”、“消费社会”以及“共同体政治”理论也被笼罩在他的思想辐射之中。在这一思想谱系上，巴塔耶处在一个转换枢纽的位置上。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要知后现代诸种学说之“源”，迟早都必须返回到巴塔耶――因为，他是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是汉语学界第一本巴塔耶著作精选文集。整体看来，文集致力于反映巴塔耶思想的总体风貌和写作的特别景观。首先，文集题目包含了巴塔耶思想的重要主题词。“色情”是巴塔耶着迷的一个主题，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鼓荡之下特别吸引后现代思想家倾心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耗费”，是巴塔耶给予思想个性的概念，它来自消费、开支，但在巴塔耶那里却意味着极度的挥霍，不求回报的开支。“普遍经济”是巴塔耶探索的晶体概念，与“狭义经济”针锋相对，标志着与古典经济学、与封闭的形而上学、与自我回复的辩证法的激进决裂。其次，文集大体上囊括了巴塔耶的宽泛论域，包含被精挑细拣出来的15篇文章，覆盖了文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领域。最后，所选文章集中反映巴塔耶的文字修辞风格。读完这本文集，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认同的是，书中显得特别突出的“异质”、“疯狂”和“主权”三个概念使巴塔耶与后现代思想的关联清楚地显示出来。
“异质”是绝对夸张的差异。最能说明“异质”概念的莫过于巴塔耶本人。他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他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他属于哪一类作家？他属于哪一类思想家？关于他的这些提问，恐怕只能得到绝望的回答：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一个测不准的成员。其实，他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散兵游勇，无所牵挂的浪子地位。他在有几分“邪恶”的先驱身上认同了自己：萨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者呈现了狂暴的快感，后者则抵达了羞辱的极限。他们都是特异的一族，是历史的“灾异之星”，是共同体之中的害群之马。总之，“异质”是无法剪除的差异，无法招安的异端，以及无法占有的“无用之物”。他为了突现“异质”之令正常人恶心、让体系束手无策、让逻辑或科学百无一用的特征，他竟然冒犯人性尊严，迷恋于不可占有的“排泄”：粪便、月经、射精、死尸以及呕吐。不仅如此，他还要把这些现象聚集于“异质学”的名目下，堂皇地设立一种对立于一切科学，颠覆哲学思想过程的科学（第10页）。但这么一些见不得人也难容于上帝的东西，却实在地构成了一切生命的基质，执掌了兽性、人性和神性的最高主权。向下的“异质”是排泄，以及将生命倾倒一空时所感受到的狂暴快感。向上的“异质”是诗歌、哲学和宗教，它们同样给生命带来了巨大的享乐，迷狂的幻境和快感的高潮。特别值得提示的是，“异质”的存在和表现使狭义的经济转化为广义的经济，决裂一切人为的分封标界，以无偿的耗费敞开一个动力运转的社会。一切暴乱行为、革命运动、政治更替和宗教变革，都根源于“异质”。而历史上和现实中言之令人色变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恰恰是“异质”存在的绝对形式。
巴塔耶与西方理性主义顶逆，不顾正常人的心理承受限度，致力于将不可删除的“异质”释放出来，这已经预示德里达解构运动的端倪，并成为鲍德里亚“消费理论”的先声，还开了“国际境遇主义”景观社会理论的先河。首先，德里达从巴塔耶的字里行间读出一种“无所保留的黑格尔主义”，从巴塔耶洒向黑格尔的笑声中获取了“悬搁意义的书写”的灵感。德里达毫不含糊地肯定，巴塔耶和黑格尔之间的对话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从巴塔耶对绝对逻辑的颠覆可以推定“书写”就是一种没有补偿的耗费，就是“异质”对逻辑文本的撕裂，就是一种没有回归的差异冒险如果说，德里达是爆破手，那么巴塔耶无疑就是炸药。其次，从巴塔耶的“普遍经济”论之中又派生了另一脉话语，那就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的来临，意味着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和动力。消费脱离制约，而成为不求补偿的耗费。人们不仅消费物品和商品，而且消费符号和幻象。鲍德里亚对后现代消费面相的呈现，显然十分合乎巴塔耶的无止境耗费景象，而他的“符号经济学”显然也是巴塔耶的“普遍经济”的变形。第三，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萌动，到60年代蔓延于世界的“国际境遇主义者”几乎可以被理解为用巴塔耶的“普遍经济”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博尔说，现代境遇之中，人与物的关系经历了从“存在”到“占有”、从“占有”到“炫耀”的演变，最后是以“炫耀”为目的之“景观社会”的形成。“景观”，即通过无意义的消费来表演。如果说“景观社会”理论是热炒，那么，它一定离不开“普遍经济”的冷料。从解构、消费理论、景观理论的主要风貌来看，他们与巴塔耶总是有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学理关联。
巴塔耶的哲学以迷暗为至境。在他看来，人不是沉思的对象，而是哀求、战争、痛苦和癫狂，以致于一些书写都最终化为空无。与20世纪初草创现象学以追求意向性的明证境界的胡塞尔恰好对反，巴塔耶的写作却呈现了人性的黑暗深渊。他的世界，是一个以“疯狂”为轴心，由色情、死亡、献祭旋转而成的令人迷惑的神秘世界。在他那里，“疯狂”意味着对肉体的迷恋，对死亡的沉湎，对献祭的狂热。一言以蔽之，他的疯狂就是侵越界限而得到的极度快感。这种快感泯灭了痛苦和幸福的区分，将死亡变成了生命最奢华的形式，最后把上帝本人也奉上神圣的祭坛。在大地上触犯一切禁忌，在冲撞极限的绝望中获取拯救的快乐，这就是巴塔耶从萨德、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的有关现代性的轮廓（第101页）。显然，这种将现代性之中包含的黑暗逻辑推至极端的情形，已经是十二分的后现代性了。所以，福柯很自觉地从巴塔耶那里获得启示，从禁忌与犯罪、界限和侵越的悖论开始，将对主体的探索延伸到非理性、肉体、权力、性欲这些人性的黑暗湍流之中。但是，福柯毕竟比巴塔耶亮丽，没有他那么彻底的绝望，只不过以否定的方式呈现了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而已！有关福柯的伦理学／美学，汪民安博士的《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展开了相当深度的研究，读者不妨读读。
最后，巴塔耶的“主权即空无”是一个直接激发后现代美学和政治学灵感的命题。他理解的“主权”与统治、占有毫无关系，他理解的“空无”与贫乏、赤裸也一点都不沾边。非常简单地说，他所理解的“主权”就是“超越功利的耗费”，是“神圣”、“神奇”和“献祭”的生命。他理解的“空无”，是一种形上学的境界：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神秘的体验。如果“主权是空无”，那么，艺术王国就是真正的主权世界。与超越功利的耗费一致，艺术也是“物的世界之中的空无”。这么一个命题颠覆了辩证法给予绝对精神的至上地位，启发了后现代思想家对政治决断、对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共同体的重新陈述。比如说，让－吕克・南希就在“主权即空无”命题的帮助下，走出神话与虚无、政治与美学之间的困境，构想一种“无为的共同体”来表达后现代的政治－伦理－美学境界。
巴塔耶曾经这么嘲讽黑格尔说：他不知道他是多么有道理。同样的话也可以用于他自己：他不知道他就是后现代的策源地。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学：乔治・巴塔耶文选》汪民安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3.50元
《色情史》乔治・巴塔耶著 刘晖译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2.00元
《巴塔耶：消尽》［日］汤浅博雄著 赵汉英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6.60元
60年代：阿尔都塞：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数”
孟登迎
阿尔都塞
在诸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中，路易・阿尔都塞（L．Althusser）是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但是，自从1966年底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以“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介绍他，他就背上了这个他不愿承受的称号，生前身后均承受着来自左翼和右翼双方的猛烈攻击。在中国，情况也大致如此。虽然国内也总算有了《保卫马克思》（1984）、《读〈资本论〉》（2001）的中译本，但对于阿氏政治哲学的理解依然没有多少进展。
1992年以来，阿尔都塞大量“手稿”、草稿、“早期作品”，以及日记、通信被整理出版，这些文字超过他生前发表作品的几倍。他的许多原本不为人知的、更具有“私人性”的理论阐释开始呈现出来。正如德里达所说，一个“复数的”阿尔都塞开始呈现出来。国内外关注和研究阿尔都塞的学者逐渐增多。如何重新认识和理解这位曾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过“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德里达）的伟大哲学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广泛译介阿尔都塞的各种著作和手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一次，中国的学者没有让我们失望，他们贡献出了一本编辑思路清晰、译文严谨准确的阿尔都塞著作选：《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说这本译文集思路清晰，首先体现在编者对于阿尔都塞思想发展脉络的准确把握上。编者明确反对国内外学界对于阿尔都塞思想的片面化解释和运用，将所选文章严格限定在阿尔都塞“自我批评”的理论历程当中（即1967年后），限定在“哲学与政治”的主题之内，非常准确地凸显了阿氏在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这两方面的不妥协性。读完这本译文集以及编者所作的详尽而精确的注释，我们就能在那些“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证明也永远不可能穷竭”的阿尔都塞复数当中，发现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阿尔都塞形象：一位不只具有自我批评精神和超常勇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真正在自己的理论实践当中自觉介入政治斗争的英雄战士。
这本译文集由上、下编两部分组成，上编题为“哲学的政治”，下编题为“政治的哲学”。另外，还附有德里达和詹姆逊对于阿尔都塞的相关评价，以及编者搜集的一份详尽的阿尔都塞生平与著作年表。这本译本集收入了三篇不被人重视的长文：《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与《马基雅维利和我们》。在编者看来，尽管这三篇文章不算是阿氏的“代表作”，但是对于理解阿氏理论的内在“配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尔都塞给《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的标题加上“1967”这个年代，而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转折点”上发现阿尔都塞进行“自我批评”的知识学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阿氏看来，思考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就是要“弄清”他唯一的“战场”（哲学）的真正性质，“弄清”他所进行的战斗的真正的性质。为此，他必须找回那些“‘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必须向所有那些只谈论哲学的“哲学教授”和哲学家提出挑战，有勇气公开地谈论政治。因此，阿尔都塞求助于两个伟大的政治天才、学院派哲学眼中的“低等人”：马基雅维利和列宁。他认为正是这些“低等人”以“令人害怕的”、“粗野的”的力量向哲学提出了令它羞辱的难题，同时提出了为摆脱羞辱而必须实践的方法的准则：“必须极端地思考，这意味着在一个立场之内思考，从那里提出近乎出格的论点，或者说，为了使思想成为可能，就需要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在知识分子开始忙着“确立立场”的今天，阿尔都塞要教给我们的是：确立立场本身需要理论，需要在理论中占据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位置；确立立场如果变成了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么这个立场就永远是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站在一起的。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尤其强调了哲学与政治实践的不可分离性及由此引发的艰难性。在他看来，这种艰难性在于“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早已暗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所需要的哲学决不是被当作‘哲学’来生产的哲学，而无宁是一种新型的哲学实践。”（《哲学的改造》）“由于马克思主义含有对于一种制度（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种统一形式（哲学）的深刻怀疑……马克思留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介入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终结。总而言之，这个任务就是去创造一种新型的哲学实践。”（同上）因此，这种崭新的实践哲学与传统的以构造理论体系为目标的“哲学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可以在政治实践斗争中同步建构的鲜活哲学。
既然哲学就是在理论中占据一个政治实践的立场，那么，当我们再来阅读本文集的下编的时候，阅读阿尔都塞关于卢梭和马基雅维利的讨论的时候，阅读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的时候，就应该为他解除掉那些流行学术为他和“结构主义”订下的这场包办婚姻。他决不是什么结构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阶级论者。他并以悲剧性的勇敢在教育机器内部顽强地抵制着这个机器的强大惯性，并将此看成了自己庄严的政治行动。阿尔都塞在物态化存在的国家机器中看到了劳动者身体的再生产，听到了统治阶级恩威并施的规训声和被训诫者的苦难叹息和抗争。他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中感受到了一种旷古未有的孤独，他不把它只当作现成的理论来看待，而是看到了理论生产的过程和阶级的较量劲。他以自己的独到见解破除着人们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简单理解。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国内流传甚广，但在这本译文集当中，它才真正被放回到阿尔都塞理论“配置”的准确位置。当我们拿起这本译文集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条通向阿尔都塞理论的新通道。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将逐渐走进阿尔都塞，走进他所希望的那些具有现实感召力的文化政治当中。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意识到这本译文集的局限，也要时时想一想德里达的叮嘱：
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个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证明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法）阿尔都塞著 陈越编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31．50元
《读〈资本论〉》（法）路易阿尔都塞著 李其庆 冯文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29．80元
《保卫马克思》（法）阿尔都塞著 顾良译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日）今村仁司著 牛建科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3．50元
《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张一兵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22．00元
《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孟登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00元
《阿尔都塞与马克思》黄继锋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00元
70年代：共同策划“逃脱的线路”
郭军
德勒兹
瓜塔里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与费立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1936－），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相识，“一见如故，互相理解，互相补充，两个单独的个性融为一种浑然一体的个性”，这种“亲和力”来自于两人共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态度，正如德勒兹所承认的，他们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因此这便决定了他们的学术态度，他们都认为学术的最终指归是介入社会和政治行动，于是他们从不同的领域出发，最后汇合在政治哲学中，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学术合作，共同写作过《反俄底浦斯》、《一千座高原》等著作，这些著作既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又反对心理分析理论，并试图用新唯物论和精神病学来取而代之。同时他们也分别将哲学和精神病学都拉出狭窄的学科领域，组合成新的“理论机器”，使之具有既能从宏观、又能从微观洞察社会文化生态的功能，于是当面对政治与文化的宏观格局时，他们从一种哲学版本的分子结构学入手，使我们进入事物构成的最小的成分的层面，从社会的基因链上来了解压抑、暴力、权力、同一性的本质构成，从而成为更清醒、更自觉的公民；而在面对精神分裂这种个性化的病症时，他们却把诊断依据从孤立的个人成长史的狭小空间中链接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机制，于是使得精神病研究的功能从一种单纯的临床治疗手法演变为一套对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经济的分析模式。
他们的视角如此独到、犀利、深入，使得他们的研究别开洞天，揭示出事物最隐蔽的层面，由此，正如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德勒兹和瓜塔里使我们从民主中看到管制，从温情脉脉中洞察暴力，从欲望中了解法西斯主义。德勒兹把他们的研究方法叫做“插入轨道的方式”，即，起源问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运动、矢量才是分析的焦点，换言之，他们在研究一个现象时，并不在意它“本来”是什么，而看重的是它出现在什么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与什么组成特定的关系、如何生成等等，总之，他们将浑然一体的事物分成流程，将其构成成分平面展开加以考察。可以说，这是一种本雅明式的“星座”方法，让共现中的各个点自行组成形象化的辩证法，由此而生动昭显特定条件下事物的特定本质，这更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因为他们认为所谓“本来”，不过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建构、一种“辖域化”，他们的哲学行动是不断地“解辖域化”，并用“再辖域化”开辟出新的问题群，让自己“游牧的思想”不断追寻下一个目标。
但他们的“游牧”与后结构的嬉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不是为了寻找言说的快乐，而是行使一个“巡逻兵”的责任，搜寻那些被笼罩在和平背后的冲突、自由背后的压抑、安抚背后的暴力，而所有这一切之所以需要搜寻，是因为冲突、压抑与暴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形式既不是冷兵器时代的征服与占领、也不是热兵器时代的入侵与管辖、甚至也不是现代战争的核威胁，而是一种“国家机器”的功能，它如此隐蔽，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灵魂深处，制造单向度的人，把人以及人的欲望、甚至人的无意识统统变成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大机器中的加工材料，于是“到它磨下的全成粉”，最终都缓缓流入资本利润的大麻袋中。
面对如此高效、严谨、庞大的生产机器的控制，德勒兹和瓜塔里用以对抗的方法是，生成“战争机器”，但是“确定这种战争机器特征的，根本不是战争，而是某种占据、充斥时空或创造新时空的方式”，德勒兹认为，革命运动和艺术运动都是这样的战争机器，当然，也许事实上这个机器并不能完成构成其特征的全部功能，因为上述那个全能的国家机器无所不在，但至少它可以开辟“逃脱的线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合作，目的便是“密谋策划”这些“逃脱的线路”，也就是谋求超越单向度社会，寻求自由与解放。
对于两个从政治哲学的层面来介入行动领域的理论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首先要突破传统学科那些概念的定义，进行新的组合，以此来打破对事物已成定式的逻辑规定，从而开辟新的空间，容纳自由的个性，让每个独具个性的“单声部”在一个“平滑的空间”中尽情“诵唱”；而对控制最有效的“逃脱”是创造新概念，德勒兹反复强调，这是哲学的本分、目的，更是哲学的使命。德勒兹所说的“概念”与传统逻辑学所建构的概念不同，它不是用来同化事物的抽象与僵化的模式，而是正相反，“它阻止思想成为一个单纯的观点、一种见解、一种议论、一种闲话。概念都是悖论，必定如此。”也即是说，德勒兹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阿多诺意义上的“否定辩证法”、霍克海默意义上的“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大拒绝”，它们阻止思想堕落为同义反复的实证主义，阻止理性异化为话语权力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它们不断开拓新领域、制造差异、以“生成”来抗拒“历史”，即以运动、变化、流动来抗拒牢不可破的权力、物化、死亡，而这也就是抗拒压制的最新武器，因为在德勒兹看来，“压制之所以如此可怕，并不是因为它触犯了永恒，而是因为它阻止了运动。”所以“新的哲学家”不是反思永恒和历史，而是创造概念。创造不是交流，而是抗拒，创造概念的写作是“为了赋予生命，为了将禁锢的生命解放出来，为了开辟逃脱的路线。”
德勒兹和瓜塔里用这样的概念构建他们的政治哲学，在那个有越南战争、有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巴黎1968年的5月风暴的年代里，这种政治哲学无疑就是知识分子反抗的有效形式，因此，他们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反俄底浦斯》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第一部哲学巨著，甚至被认为是这个风暴的哲学宣言。当然，不能说他们是单枪匹马的英雄，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的理论精英群体，他们实际上从不同视角入手，提出了福柯等后结构理论家和法兰克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关注的同样的社会、政治和制度问题，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他们还有乌托邦情结，与后者不同的则是，他们同时让哲学走进行动的领域，无怪乎福柯曾经斗胆宣称，“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20世纪）将以德勒兹世纪而著称。”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德里克・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25．60元
《福柯・褶子》【法】吉尔・德勒兹著，于奇智 杨洁译，2001年9月第1版 24．00元
《尼采与哲学》（法）吉尔・德勒兹著 周颖，刘玉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9．00元
《康德与柏格森解读》〔法〕吉尔・德勒兹 张宇凌，关群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5．00元
《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法）吉尔・德勒兹著 刘汉全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2．00元
《德鲁兹＝游牧民》（日）原资明著 徐金凤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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