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第九版上刊登的刘明武先生的文章《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好文章。之所以好，首先，好就好在刘先生通过读书将千百年来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一些被奉为公理和信条的命题，敢于提出新的见解，甚至是相反的见解，这种敢于向传统挑战的胆识令我佩服。中华文化是一个宏大的题目
，对于向征和诠释中华文化的古代文献经典，一般的读书人只重在吸收和欣赏，很难在比较中去怀疑和评判。当然，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话虽是这样说，但除了需要思想的敏锐和超常的胆识外，还要有渊博的学养作后盾。以此而论，刘先生的学识实令我敬佩。其次，对于体现中华文化的诸多论题，如“科玄论战”问题、中西方文化的源头问题、“打倒孔家店”及儒文化批判问题、“三纲五常”的立论问题等等，这其中无论哪一个问题都是影响千百年的重大学术问题，并且，此中似乎多以成为定论。至少对于一般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刘先生将这诸多问题以自己的疑惑一一挑开，并在文中引经据典地进行了简要的辩证阐释，令人信服。比如说，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源头问题，刘先生在文中阐述了西方文化的源头是神创造、即是上帝创造的，而我们中华文化则是师法自然的“道器并重”的文化，是人创造的。就从这一点来看，我就为我们中华文化感到万分的骄傲和自豪。再比如说，“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及“文革”期间的“批孔”运动，在没有把握孔夫子学说精髓的情况下便妄加批判，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瞎起哄。第三，对于千百年来的学者们，无论是对于诸如像“三纲五常”之类议题的拥戴或是批判，却没有人静下心来花点时间去查阅典籍资料比较辩证一番。不但令刘先生困惑，我相信也会令所有的读者费解。但愿刘先生困惑的这几个问题能有专门的学问家去认真研究辩证一番，并能形成全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共识，以消除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头脑中对中华文化理解的种种讹误。此外，刘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令国人都会困惑的问题，即：“一种文化怎么会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状态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先进，一个落后又挨打？”进而引出了中国古代“皇帝”这个怪胎。这便指出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原因，是落后的政治制度使然。刘先生的文章比较长，但好文章却让人不嫌其长。在这里，我向刘先生表达我作为一个读者的敬意，并希望再读到刘先生的好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