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歌德之所以汪洋恣肆地写了那么多作品，到了晚年还能有《浮士德》那样的大制作，是“快乐写作”涵养了他。
于是，我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丰厚的创作成就，其实来源于写作者把自己的“瞬间的生命感受”随时随地地记述下来，而不是拉开架势搞什么“创作”。
现在，几乎所有的严肃的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前人的伟大对后人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从所有的深度和高度上把全部的人性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简直就是无事可做了。这种感觉，一进了图书馆的浩瀚氛围，就变得更加尖利和深刻。
其实这种感觉在歌德的时代，就已经变得极其强烈了。他在提到莎士比亚时感慨到，“只要心悦诚服地意识到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位深不可测、可望而不可及的优秀作家，谁还有勇气提笔呢？”即便这样，他还是把自己成就为与莎氏比肩的人物。
原因何在呢？第一，他是个天才人物，天分垂青于他。第二，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判断。他既承认莎士比亚的不可超越性，但又清醒地认识到：“莎士比亚虽然始终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可是我们毕竟会深信不疑，他精神上的许多奇迹还是可以理解的，有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那股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因此，他得出结论：时代，时代精神，是产生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的前提条件。
羁陷于书斋，匍匐于书本，你将被历史文化所覆盖。被放大了的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必将导致创造激情的丧失，无所作为的意念会让你目光黯淡，心灰意懒，自甘陷落。于是，一个写作者的前途和生命所在，便是把自己融合于时代，捕捉和传递时代的信息符号，作“时代精神”的记述者。
因为，人类在不断进化，社会在不断进步，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递进链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供奉”。
这几乎是写作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条件有三：一、时代；二、作家与时代的融合；三、人格独立的自由创作。关于第三点，用歌德的话说，就是“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相比，缺乏“宏伟”的品质，但是，却不影响它成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因为歌德所处的时代，沉闷的传统规则对渐渐开化的人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抑，“无为的忧伤”演化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的情绪；对“典型情绪”的“典型反应”，自然就给作品赋予了经典意义。
这个事实告诉今天的写作者，远离人群、与世隔绝的主观想象，是很难写出伟大作品来的。
歌德也明确地对艾克曼说：“多数青年作家唯一的缺点，就在于他们主观世界里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又不善于到客观世界里去寻找创作题材。即便是去寻找，充其量也只是找到与他们想象的、与他们心意相迎合的材料，而全然不顾及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这本来是历史性的缺陷，但现在却是愈演愈烈了。所以，一些很有品位的读者说：“我基本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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