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有一个主宰世界的上帝的话,那眼前的事情只能说是上帝跟人类开的大玩笑。当我们刚刚进入到21世纪时,全人类都在畅想着一个大自然和谐发展,人与动物共享地球的新世纪,却不曾想接连遭遇到来自动物的报复。去年的SARS,那个面容和蔼可亲的果子狸成为了最大的凶手;而今年的禽流感,似乎让所有长翅膀的生灵都背
狗是人类的宠物,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小说家的青睐。最近读到几篇以狗为主角的好小说,但作者笔下的狗并不是宠物,而是人类苦难的见证者。如李国文的《一条悲哀的狗》(载《中华散文》2004年1期)和严歌苓的《爱犬颗勒》(载《十月》2003年第5期)。这两条狗都是生活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的狗。那是一个摧残人性的年代,作家们在写文革时期的生活时,多半都会感叹,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没有了人样!于是他们就会想到了狗。狗是人的忠实伙伴,人们常常会念及狗的好品格。记得在一本名人名言之类的书上读到过这么一句话:我越是了解人,就越是羡慕狗。狗们如果听得懂人话,不知会有什么感想。比如李国文先生笔下的那只长毛狗,它还会对那股难闻的莫合烟味恋恋不舍吗?莫合烟是长毛狗主人抽的烟,凭着对莫合烟味的敏锐,长毛狗曾把主人从死亡的边缘救出。可就是这个主人,为了谋一张狗皮,将工友们共同的伙伴长毛狗偷偷杀死了。很多大作家都写过狗,写狗其实还是在写人,李国文先生的这个短篇也如此,但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右派”的心态来写狗,在这个右派的心态里,那只长毛狗倒是人模人样,而他本人则是彻头彻尾的“狗”。这种角色的颠倒折射出那个非理性政治时代导致的荒诞特征。这个小短篇显出国文先生笔力的老辣,你看,沦为狗的人(我)冷静地讲述着俨然人的狗,却在这冷静下面埋藏着严峻的责问。我们也许会在轻松的阅读中进入这篇小说,但是到结束时就会发现,我们不能绕开也不应该绕开这一严峻的责问,我们再也轻松不下去。
严歌苓同样悟到了狗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所以她说她写《爱犬颗勒》是“把幼犬和一群少男少女的心理混淆,使彼此的感情呼应,使他们互为投影,让狗的经历成为年轻士兵经历的寓言”。颗勒虽然是一只狗,但在演出队的那群少男少女眼里,它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重要的不是狗为人做出了什么,而在于狗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颗勒大概至死也不会明白,人为什么要结束它的生命。当然我们读者会明白,不过是它破坏了人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威严。就因为我们明白狗不明白,这结局就显得更为残酷。
我更喜欢小说中的牛。牛同样说得上是人的忠实伙伴,它忠厚老实,不像狗那样刻意地向自己的主子人类献媚,但它为人类服务的精神却说得上是鞠躬尽瘁,它应该得到比狗更多的赞誉。阿成牵来的就是这样一头牛(见《妆牛》,载《小说林》2004年第1期),这是一头奶牛,它曾经在这辽阔的草滩上过着神牛般的生活,但它现在老了,它知道产奶不高的老母牛被淘汰是必然的,但它一点也不抱怨,该退休就退休嘛,它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牛。但它的主人却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主人,他还想从这头老牛身上赚一笔回来。于是他找来一位画师,让画师给这头老牛化妆。画师说要给它妆成一头荷兰牛,在它身上涂上黑色或白色的油彩,还给它取了一个“凡高”的洋名。主人的骗术非常成功,他把凡高牵到牛市上,终于卖了一个好价钱。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很善意地揭露了农民的狡黠和自私。他把这种揭露摆在一头老牛面前,老牛是那么地默默承受着,哪怕它跟着新主人走不动了时,就因为它对新主人的同情而坚持着向前走了。面对这样一头忠厚的老牛,任何揭露都会变得善意起来。何况农民的狡黠和自私是与艰难的生存连在一起的,老牛就是艰难生存的象征。
骆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但它是西部的代名词,它的忍耐,坚韧,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就像是一名在西部荒漠上的英雄。漠月的《父亲与驼》(载《朔方》2003年第8期)把父亲与骆驼的关系写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父亲是一位有名的牧驼人,他的心里可以说没有妻子儿女,只有骆驼。父亲出去寻找老儿驼的描写最为精彩。老儿驼知道自己已经衰老,就悄悄离去,走得无影无踪,父亲去寻找相随了二十多年的伙伴,终无所获。我在想,父亲到底找到了老儿驼没有呢?我看是找到了。他找到了,他就让自己的灵魂留下了,所以他最后回到家时完全变了一个人样,一个灵魂丢失了的人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说,骆驼就是父亲的灵魂。这篇小说探讨了生命存在方式的问题。
但我还是从这几篇偶然归纳到一起的小说中看到某种共通之处,这就是作家通过动物表达出的一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当代小说创作主要偏重于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历史的反思,一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批判。在我看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可以把对大自然的崇拜作为一个主调,或者作为一种视角。特别是都市小说,我们几乎被物欲以及物欲所造成的异化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对大自然的崇拜就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忧思也应该从这里出发。回到文章的开头,在病毒肆虐的面前,更应该检讨的正是人类自己,亲近大自然吧(当然就包括了亲近动物),亲近大自然就是亲近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