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青
1944年秋天，因为在沦陷区的上海卖文谋生的困难，我父
恰巧当年的4月中旬，苏青在龚之方办的《光化日报》上写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谈及自己作品在文汇书报社遭到剥削的事情，言下颇为愤愤不平。当时的文汇书报社是个新开办的文化用品及出版公司，就设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青海路口。
于是我父亲用危月燕的笔名在《社会日报》上写了一篇《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内容不免有些揶揄苏青，说她作为一个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领配给纸、领平价米，做生意的本领更是高人一等，她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真足以使我辈须眉都自愧不如。接着他又写道：虽然苏青小姐作风大胆泼辣，但就我个人来看未免失策，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苏青小姐太急功近利，结果反而贪小失大，以她的《浣锦集》来说，实在不失为一本好书，但此书出到第7版仍然定价1000元，未免太贵，再版书售价应该低廉一些才能畅销。另外文汇书报社的六折、七五折，也不算太高，卖给地摊报贩，虽然可以提高一个折扣，但一本书也只仅仅提高了10元左右，另外小贩一次最多只能批销10本，且不能立即支付现金，不如文汇书报社一次性可预先付她书款的半数，如果只因为要想多赚几万元，情愿放弃预支的现金，岂不是因小失大，失策过甚么？
第二是苏青女士不太懂得出版与发行之间交情的重要，社会上女人做事派头奇小。有时明知吃亏也要顾及交情，俗话说吃亏就是便宜，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道理，如今上海的小报界对苏青女士的论调往往贬多褒少，岂属无因？如果认为都是有人从中在作祟，那就大错特错了，希望苏青能知错改错，反躬自省，若认天下人都是凶人，在《天地》杂志上写《敬凶》这样的文章，那么在社会上非成为孤独者不可。
第三，商场上建立信用是第一要义，信用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苏青小姐只知金钱，不知信用，在发行中今天托这家，明天托那家，甚至不惜纡尊降贵亲自跑到报摊上去接洽，为一二个折扣将协议置之不顾，虽然手段厉害，但一旦失却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文章的最后用一首打油诗结束：勿贪小利，要卖交情，建立信用，第一要紧。结婚十年，应懂做人，出言吐语，自己谨慎。乱发脾气，非生意经，依法追诉，不知所云。得道多助，失道寡邻，不必敬凶，自有钱进。
苏青见了这篇文章后，在4月20日的《光化日报》“饮食男女”这个栏目里，写了一篇《女作家》的文章，这篇文章秉承她大胆泼辣的宁波文风，先从自己的生男育女谈起，说到最后有人攻击她的文章走红的原因是写了一些“月经带文字”，她真恨不得说那些话的男子“自宫”或由自己来帮他“割掉男人的累赘”，让他也变为女人。再是从报上有人攻击她斤斤于“版税计算”，不肯像前辈郭沫若和郁达夫那样让书贾占点便宜，算盘十三档，门槛太精，为点版税，“搅卵搅皮”、“有失文人风度”、“带有妓女化”，写到这里苏青笔锋一转说，目前的书报社把你的书销完了却迟迟不肯付钞票，借你的钱去高息生利，自己去推销，又会被周楞伽说成是“娘儿们贪小”，据说周楞伽是文汇书报社破格优待的文人，自然乐于为其御用，讨不到书款自己来售书，是“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但我觉得女作家也是人，人的权利总要争的，你周楞伽不喜欢贪小，随便你把书款全数奉送给人，或者不收版税也好，不关我的事，但是我的事却不要你来瞎管，你耳朵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不要把鸡毛当令箭。文章最后写道：“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文章见报后不久，我父亲在《社会日报》上用周楞枷的真名写了《正告冯和仪》的文章。内容简述如下：
我和冯和仪女士相识已有两年了，过去在《宇宙风》上曾拜读过她的大作，神交已久，她办《天地》杂志，自己也曾写过几篇散文发表。彼此见面很是客气，但今春以来，竟打起了笔墨官司，由玩笑而达于认真，愈打愈凶，却是始料不及的，冯女士和文汇书报社有关书款折扣的问题本来与我无关，但因为我生性喜爱闲事，偶然执笔写了几句，不料竟触怒了冯女士，不惜使用了人身攻击的手段。
冯女士说我是文汇书报社破格优待的文人，不知从何说起，文汇书报社是新办的，我与他们也是初交，迄今认识不到一个月。上次与冯女士在文汇书报社相遇时，该书报社经理梁瑞华都还不相信我，我向他借纸印刷还要找担保，托他们代销书刊，他们只肯付一半的现金，不像可付苏青三分之二，要说优待，冯女士才是优待。至于御用，小小书报社何能御用，倒是冯女士惯于奔走权门，是十足的御用文人。我周楞伽耳朵虽然不灵，但你也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的耳目，你说书销完了，钱不肯付清，但我在文汇书报社看到你在付帐时，你所著的《涛》，还有不少存书，虽然目下金融变动剧烈，但你存下的这三分之一的书款，即使一翻再翻，也翻不出什么大财来吧！这区区三分之一的书款，也买不了几令白纸，何况你家里的配给纸堆得很高。人不要专顾自己，也应该替他人想想，文汇先预付你l60万现金，让你去翻出财来，自己却要损失贴息，你还要依法追诉，人心何在？天理何在？我从小残疾，常被人作为笑谈的资料，但我并不以为耻，反而为能自立于社会而自傲。“我的耳朵不灵，嘴巴讲不清”，但我没有写《结婚十年》这样的作品来毒害青年，麻醉社会，也不像你白眼看天，妄自尊大。
此文发表不久，苏青又写了《矢人惟恐不伤人》的文章，谈到做作家应有的条件和为人，反唇相讥地指责周楞伽多管闲事，又以他的耳聋残疾为题，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4月29日，我父亲又发表了《再告冯和仪女士――论当女作家的条件》的文章，皮里阳秋地说：“冯女士当不当女作家，不关我的事，但冯女士既以女作家自命，我却想和她谈谈当女作家的条件。当今文坛上几个知名的女作家大都与我有一面之雅，1932年遇见过丁玲，1935年遇见过白薇和李兰，1936年见过冰心夫妇，1937年见过谢冰莹。她们都非常谦和客气，有礼貌，并不以盛名之下而稍有倨傲的容色，绝对不像冯女士那样炙手可热，骄傲冲天。至于当女作家的条件，她们知道得很清楚，那便是藉文艺作品的力量来推动历史和社会的进化，甚至不惜献身成为改革社会的动力，这样的女作家，才值得我们敬崇，称之为女作家而无愧。”
“可是冯女士呢？她虽以女作家自命，可是她给予我们的作品太使人失望了，什么《结婚十年》、《饮食男女》，翻开内容来一看，满纸“风流寡妇”、“两颗樱桃”，大胆老面皮，肉麻当有趣，读之使人魂飞天外，魄荡九霄，难怪苏州某书店将她的作品称之为‘科学的性史’，这样的作品，不但不能推动历史社会的进化，适足以毒害社会开历史的倒车。敬告冯女士，女作家的台被你坍尽，你如能从此不当女作家，退出文坛，此乃文坛之幸，女作家之幸也！”
此时，苏青在《光化日报》上主持了一个叫“读者信箱”的栏目，有个读者去信给苏青，询问说有人在报上指出，说女作家的台已经被你坍尽，要你退出文坛，并说此乃文坛大幸。我觉得此语骂得太凶了，不知女士观后，有何观想？苏青回答说：“骂且由他骂去，须看事实，是我坍女作家的台，还是他坍男作家的台？！”苏青亦经常撰文含沙射影攻击周楞伽。
与此同时，我父亲在《社会日报》上接连发表两篇文章，其一是《毕竟是谁凶》。在文中，他指出：近年因为自己的几本小说集出版后要联系发行，于是天天去文汇书报社，只见有一个人在店里总是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而且一开口就是周佛海如何如何，陈公博如何如何，一打听才知道是天地出版社的周修荃，他抬出目今政台上的两位大人物来威压一家书报社，未免有点小题大做，最近苏青在《天地》十九期写了《敬凶》的文章，把一切骂她的人都目为凶人敬而远之，可她派出来的人，声势之凶，实在少见，倘若我做书店老板，非给他吓得跪下磕头求饶不可，最后又做了一首打油诗嘲讽苏青，最后四句是：宁波官话吞天地，广东精神有文汇，凶人毕竟苏青做，敬凶还须让不才。
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是《犹太型》，文章从苏青在《光化日报》开办的“读者信箱”说起，提到有个叫孙王景琛的读者，先向苏青要照片，后来又问她近来是否又在恋爱，最后问苏青是不是具有犹太型的性格。苏青回答说：我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如配给纸、平价米）决不放弃，人家该还的钱也一定要付，怎么能说是犹太型呢？父亲笔锋一转写道：这位读者豆腐竟然吃到了我们女作家的头上，真是罪过。爰以打油诗调之曰：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书中自有颜如玉，恋爱岂可向众论。应得权利难放弃，迟付书款杀头型。拜金第一人都晓，何必推非以色民。苏青由此获得了一个“犹太作家”的名称。
正值两人笔战正酣，争吵激烈之际，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事情的前因后果，周楞伽在《不平之鸣》一文中说得很详细，原来当时被目为作家的人，可以在沦陷区的上海，每人分配五斗平价米，可是周楞伽却粒米未领，他自述原因不外乎有这么几点：一是怪他有段时间不在上海。第二是杂志理事会的理事没有一个有交情的，所以没有被通知到。三是如今作家太多，大家早把平价米分得精光。四是作家漫无标准，多于过江之鲫，所以轮不到他。第五是听说有位女作家一人却领了五石米。第六是无人肯替他负责。说到这里，周楞伽有点忿忿不平了，他接着写道：眼看黑市米卖到十多万元一石，我那应得的平价米却杳无下落，前天特意到杂志联合会去跑了一趟，结果却扑了个空，私下里颇感奇怪，大概杂志联合会发平价米时才有人，发完就走人。我在这里说一声，要怎样的资格才配称作家，须知我危月燕也不是省油的灯，非要问个水落石出。
结果《社会日报》的主编陈灵犀写了编者按指出：小型报作者的平价米由小型报列入名单上报，危先生的平价米应该由他写作的杂志上报，并非由联合会发，过去漏列的，已无法补领，虽是憾事，也只好这样了。
文章发表后不久，周楞伽意犹未尽，又戏仿周作人的《狂言十番》的日本俳谐剧，写了一个《狂言一番――东方朔领平价米》的剧本。内中叙说自己去设在泰晤士大楼的杂志理事会领平价米，适逢苏青的妹妹苏红（曾在《天地》上写过散文，如《烧肉记》）等两人也来领平价米，而且一领就领走了。等到东方朔（作者戏称）去领，非但没有领到，反被别人骂成是冒充作家的瘪三，并被推出了大门，受尽了龌龊气。
这篇《狂言一番》发表后，5月9日陈灵犀在《社会日报》上指责周楞伽的这篇戏剧暗中又在辱骂苏青，实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有求于文汇书报社。这样一来，论战扩大了范围，争论的漩涡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化。
此后《社会日报》上，同时登出了周楞伽《请教灵犀兄之前》和陈灵犀的《不堪回首》。这样，由苏青与周楞伽的笔战，转移到了陈灵犀与周楞伽的纷争上去了，拿句宁波闲话来讲真是搞七廿三，缠不清爽了。
最后，在1945年的5月12日的《社会日报》上，我父亲周楞伽发表了在沦陷区上海的最后一篇文章，内容是指责日军滥挖防空壕、影响上海市民生活的随笔《未完工的防空壕》。文章指出：晚间有位老友请他喝酒，出门时已经醉醺醺的了，因为记挂胡雄飞托他代约金性尧写稿，就去金性尧家谈了一个钟头。不料从金家出来时，一不留神就跌进了新挖的防空壕，一副新配的眼镜跌得无影无踪，满头满手都是鲜血……写到这里，报纸上突然开了天窗，恐怕后面写的是有不满敌伪的地方和牢骚，报纸怕得罪当局，或者被审查机关发觉枪毙，所以被开了天窗。但文章的最后一段却还保留着：……照我的眼光看起来，日前马路旁边许多未完工的防空壕，若再不从速赶筑掩蔽体的话，恐怕夜间和我一样跌入防空壕的人一定实繁有徒。
后来周楞伽在“文革”中所作的一份《检查交代》中写道：“我也因印刷所工友曾对我提出警告，说苏青势力很大，叫我当心，兼之又在《社会日报》上写稿攻击日寇，在马路上滥挖防空洞，跌伤行人，被检查抽去，开了天窗，深恐蒙受不测，便向李时雨（中共情报部打入敌伪的官员）要了张通行证回到了常州丰义。回乡不到一星期，就接到妹妹从上海来信，说五月十八日晚，有日寇来我住所查抄，同居均饱受虚惊，嘱我留在乡下千万不要来沪。我也不知是苏青唆使出来的，还是写稿惹的祸。”
这场笔战已过去了近60年，现在写将出来，对研究沦陷区的文学史及上海滩的海派作家恐怕不无意义吧。
这场争论也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只是反映了沦陷区作家生活的无比艰辛。
父亲生前曾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对苏青在贫病交迫中去世深表惋惜，并认为当时社会的世俗偏见很深，对苏青这种职业女性自立于社会的颇多非议，他也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说苏青的作品毒害社会却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苏青后来在1947年2月22日写的《关于我――＜续结婚十年＞代序》中，对这场争论作了明确的回答。她提及自她的作品问世以来，遭致了各种各样的谩骂。分析所有谩骂的种类，不外乎：一、小报界的攻击，说她是色情作品者；二、有读者未理解她的话，说苏青提倡妓女论；三、诬陷她受敌伪的豢养。她在坦率地作了自我剖析和驳斥后，谈到了第四点，即是针对这场笔战的，她这样写道：有人说我是犹太作家，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不管我是贫穷与富有……书店要考虑的只是应不应该付，应该付的帐就应该让我讨，这有什么犹太不犹太？不管人家如何说我小气，我还是继续讨我应得的款项，即使我将来做了富人或阔太太，也还是要讨的，若不要钱我便干脆不出书，否则我行我素。决不肯因贪图“派头甚大”的虚名而哑巴吃黄莲……这是我做人的态度。最近季广茂有一篇《义旗下的哭泣》就谈到了苏青的这段话，他指出“沦陷区的人民是否也有存活的权利呢？沦陷区的人民除了抗日或投降之外，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呢？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遗弃在固有的土地上……他们有权利生存。或者与鬼子斗争，不惜以鲜血表达自己对于祖国的忠贞，或者卖身投敌，出卖祖国的利益罪在不赦，但更多的百姓则生活在灰色地带之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夹缝之中，忍气吞声”。
这是一段中肯的评价，也是对这场争论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解。
（摘自《钟山风雨》2004年第1期，周允中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