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鲜为人知的埃克斯贝尔，在19世纪初的丹麦画坛上可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先驱，他是欧洲绘画史上最早倡导户外写生的画家之一，他的本土的自然主义倾向，经过法国新古典主义和正蔓延全欧的浪漫主义的洗礼，凝炼为特有的丹麦风格。1816年，埃克斯贝尔成为丹麦皇家美术学院教授，他将其独特的绘画方式运用到了教学中去，
1802年，20岁的埃克斯贝尔来到哥本哈根，次年入皇家美术学院学画。该学院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名校，弗雷德里希和龙格等重要的艺术家都在那里学习过。不久前谢世的丹麦民族绘画之父延斯・尤尔是该院的教授，而誉满全欧的新古典主义历史画家阿比尔高依然健在，埃克斯贝尔即在他的门下学习历史画创作，然而却丝毫没有受老师的影响，其天生气质将他引向了尤尔的自然主义艺术道路。
1809年，埃克斯贝尔的作品获皇家美术学院金奖，赴罗马考察，翌年到巴黎，进入大卫画室学习。大卫的《萨宾妇女的干预》最令埃克斯贝尔赞叹不已。清醇的风格，明确的形式，区别男女人物的自然主义方式，格外为他所崇尚。埃克斯贝尔以前所画的《苏格拉底之死》，人物刻画僵硬，而现在所画的《年轻的弓箭手》有机地吸收了大卫的优点，生动地捕捉住了人物的警觉神态，表现出肌肤的血色，说明他充分掌握了用细腻的新古典主义笔触、传达画家对自然的细致入微的观察的技巧。（见图）如此重视对自然的忠实，似乎违背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但在埃克斯贝尔的心目中，这是平行地回归“第一原理”和纯粹的理念与风格的必要步骤。后人将他误解为枯涩的写实主义者而加以抛弃，是因为没有理解个中其味。
大卫的教学旨在将古典理想与自然探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强调研究、摹写活的模特，在此基础上创作崇高的历史画。课堂上的人体写生与研摹老大师的作品构成大卫教学的核心内容。大卫要求学生每天早上画5或6小时的人体写生。他非常严厉，经常在课堂上训斥学生，而他的批评总是有条有理。他也鼓励学生临摹老大师，不仅是拉斐尔的素描，而且是威尼斯画派的色彩。但他始终告诫学生：“一旦回到模特前，就应忘记大师们，应该如同模仿某幅绘画作品一样模仿自然，此时你用不着借助科学，不应有任何先入之见，仅凭天性，就会令你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惊讶。”他虽常训斥学生，但一直鼓励他们忽视任何体系，发挥个人的创造力：“画你所感觉到的东西，模仿你之所见，研究你所理解之物，画家只能凭借他所具备的伟大品质――不论是什么品质――去获得美誉。”
大卫的工作室只用男性模特，因此他建议埃克斯贝尔去找专业女模特埃米莉。埃克斯贝尔遵循老师的教诲，凭借自己的“天性”与“品质”来画这个女模特，他笔下的女人体，丝毫没有大卫式的“英雄”气概，丝毫不掩饰裸体给予画家的感官刺激，与他在大卫画室所画的《年轻的弓箭手》真是判若云泥！大卫的教诲既使他发现了自己的“品质”，也使他发现了自己的短处。而他的短处正好是其长处所在。当时就有人批评他说，他并不擅长历史画，因为他缺乏想像力，是个十足的自然主义者，不把母题置于眼前就不知如何动笔。这个批评，对埃克斯贝尔来说，既是恩惠也是诅咒。在他回到丹麦时，统帅欧洲绘画的历史画的地位已经动摇，艺术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表现熟悉的当代生活题材，肖像画、风景画，甚至风俗画开始取代历史画而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类型。埃克斯贝尔在卢浮宫就对荷兰画家波特的《牛》产生了特殊的共鸣。现在他已在大卫的画室里学会了如何描绘活的人体，可以将这种手法转用于直接描绘现实的风俗画中去，而这些风俗画的题材包括风景、海景与人物肖像。1816年，他回到哥本哈根，成为皇家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就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教学，经常带领学生乘坐马车到郊外写生。正是在历史画向表现现实的风俗画的转向的时刻，人们将埃克斯贝尔视为丹麦艺术的领路人，而当浪漫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时，人们开始觉得他的艺术没有表现出崇高的精神，仅仅是对可见事物的模仿。
埃克斯贝尔总能从平凡中见奇崛，在户外从意料不到的角度描绘城市景观、古代遗迹和当地风情。面对令他激动不已的景色，他从不失去理性，虽然他总是陶醉于自然美景之中，但绝对不会忘记用某种高度受控的手段来平衡滚滚的情感浪涛：他经常在充满情感的风景画里画上一、两座建筑物，而这些建筑往往用严格控制的线条、笔触和体积加以表现，使之成为平衡情感的理性杠杆。
埃克斯贝尔提倡户外写生，说明他知晓法国画家瓦朗谢讷的名著《透视学实践基础》。户外写生，并非是印象派画家提出来的，其首倡者即是瓦朗谢讷，他在书中建议：画家应到户外去画油画习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系统地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效果。意大利入画的景色、丰富的古迹和平和的季节都有利于画家户外写生。埃克斯贝尔时常在信函中提到意大利乡村之美，她的建筑与自然的美妙结合，在这样的自然面前，“不可能不去画风景，自然环境实在太美了，太入画了！”1814年，他购置了油画箱，做了铁制画架，以便于户外写生：“手提画箱、画架，走向户外作画，描绘自然，是最令我感到幸福的时刻。”我们不应忘记，在19世纪初，当埃克斯贝尔大力实践户外写生的时候，这种做法尚未普及，大多数欧洲画家仍对此不置可否。
埃克斯贝尔将从大卫那里学到的人体写生方法搬出画室，运用到户外风景写生中去，不仅如此，甚至他的肖像画也受此影响。在肖像画上，他不仅将严格的新古典主义构图与对脸部特征的细致刻画融合贯通，而且赋予其新鲜的色彩。他的肖像画，不论描绘贵妇还是乡姑，都有通红的面颊，一望而知是北欧的阳光留下的特有印记。这些特征自然赋予了埃克斯贝尔的艺术以鲜明的“丹麦性”。
埃克斯贝尔的海景画仿佛是这种“丹麦性”的最雄辩、最响亮的陈述。人们只要到丹麦静悄悄的军港或涛声远扬的海岸漫步，就会亲身感受到他画中所表达的意境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美妙，丹麦丰富的海洋生活就浓缩在这一幅幅动人而极富独创性的图画之中。这些海景，观察细致，描绘精确，给人以愉悦，传达出与同代英国画家泰纳笔下的海洋截然不同的意境。泰纳的浪漫主义作品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意蕴，大风暴中的沉船，令人联想到人性的脆弱、希望的幻灭。而在埃克斯贝尔那里，只有宜人的微风，清新的空气，波罗的海明媚的阳光，甚至月光下的海面，也丝毫不带17世纪凡・德・费尔德家族画派那种灰色调。
埃克斯贝尔以科学家的眼光来描绘海上的主角：航船。为了研究航船在海洋中的动态，他不但仔细阅读有关海洋的科学杂志，而且亲自出海航行，体验生活。对海洋的关注必然引起对天气的兴趣，从1826年6月30日至1885年3月6日，他坚持每天详细记录当天的天气情况，并大量阅读了相关的资料。像英国同代画家康斯特布尔一样，他画了许多云彩画稿，研究气候的变化。
依据现代学者夏洛特・克隆克的观点，埃克斯贝尔对自然的精心观察与描绘，代表了18、19世纪之交所出现的“现象学”倾向，当时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致力于“仔细观察自然的特殊现象”而无意于“对其意义或潜在因果关系提出先验的假说”。与埃克斯贝尔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和诗人，如歌德和康斯特布尔，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所谓的“自然哲学”，也即如今的“实验科学”的新发现的启发而追求艺术观察和表现的精确性。透视学是绘画的科学，埃克斯贝尔格外重视这门学问，在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当教授时，他发表了两部专论，供画家参考。他提出，艺术家必须学会“检验伟大的自然之书”，但并未像康斯特布尔那样极端，声称“绘画就是一门科学”。
或许，他的风俗画旨在表达超验的理想与感官所感知的物质现实之间的张力。的确，这种二元张力明显地存在于他的整个艺术探索中。他所受的新古典主义历史画训练以及他的艺术观都与文艺复兴传统相联系，但他的作品包含着两个典型的现代特征：一是走向户外、直接描绘现实；二是他的艺术表露了他对现实变化的态度――一种对伴随着现代黎明而来的传统理想和情境的解体之恐惧。埃克斯贝尔在绘画和气象日记中巨细无遗地记录每一个细节，将之落实到应有的位置上，仿佛略有疏忽，它们就会从他的周围世界悄然溜走。他的恐惧事出有因。他所处的现实的确开始显露碎裂的征兆。18世纪启蒙运动所代表的对理性、对未来的信仰都被残酷的法国大革命，被拿破仑的勃勃野心碾得粉碎，埃克斯贝尔的同代人、西班牙画家哥雅不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同样的恐惧？他所描绘的法国士兵屠杀西班牙反抗者的画面就是这种恐惧的见证。在埃克斯贝尔的年代，他的祖国也蒙受了接二连三的灭顶之灾：丹麦舰队的全军覆没、国家的破产、挪威的丢失，种种厄运使丹麦民族的自信心一落千丈。再后来丹麦在与德意志联盟的战争中将丧失石勒苏盖格和赫尔斯泰因公国，使丹麦遭受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民族灾难，幸亏埃克斯贝尔没有活到那一天，亲眼目睹这幕悲剧。
埃克斯贝尔的一生，与反对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和信仰人的理性之新古典主义两个运动相平行。他的艺术在本质上与地道的神秘主义、崇高主义和伤感主义的风格不同，而这类情感显见于德国画家弗雷德里希、英国画家特纳和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等孤独的浪漫主义者作品中。然而，他对残破不全的事物的敏锐感觉，对事物解体征兆的敏感，也赋予其作品某种浪漫主义的忧郁。这些在他的时代，都属于现代性特征要素。他试图在艺术中重新统一破碎的世界，这就使他不知不觉地回溯到浪漫主义的根源，而他有意识地追求古典的理想化构图原理，以及透视学的真知灼见，则将他推向理解“基本图像”的道路，并力求借助这些图像在残破不全的现实中重建艺术的秩序与和谐。
埃克斯贝尔对丹麦艺术做出的最大贡献是将大卫画室里人体写生的方法扩展到描绘整个大自然中去。年轻一代著名丹麦艺术家科布克，伦比，勒尔比就是在他的方法启发下，发现本土如画的风景的。在19世纪30、40年代，埃克斯贝尔重温大卫的实践，在课堂里教授学生画人体。他自己在这个时期所画的人体，十分细腻，体现了他的耐心观察精神。到那个时代，课堂人体写生在欧洲已被视为陈腐的做法而废弃，但埃克斯贝尔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他笔下的人体，其姿态丝毫没有学院派所推崇的古代大理石雕像的影子，它们仿佛刚从生活中走来，自然而不加修饰，而画家仿佛仅以真诚的笔触，按自然的样子加以描绘。无疑，这些人体作品与他表现哥本哈根风俗和海景的作品一起，构成了丹麦艺术史上一个最富于原创性的篇章。
克里斯托夫・埃克斯贝尔（1783－1853）菲利普・考尼斯比等人著美国国家美术馆2003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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