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水天中的文集《历史、艺术与人》，书名与书中文章的内容恰相符合，也体现了作者治学的基本思路和学术个性：首先，他尊重历史事实，尽量还原历史真相，从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脉络，给艺术家以适当的历史定位；同时，他非常重视艺术本体，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观察和分析艺术现象和艺术
水天中在《历史、艺术与人》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的史学观点：“‘据事直书’是中国史学的珍贵传统，没有这种精神，就会造成历史记载的失实。记载失实有各种原因，但最需警惕的是‘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为了避免别人找麻烦，避免卷入门户之争的漩涡；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于是在历史著述中搞平衡，对敏感的问题不置一词，使用外交辞令，顾左右而言他。这已经不是史才的高下，而是史德的有无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分期及其他》）水天中本人所写的中国现代和当代美术事件的述评及回忆文章，就贯穿了秉笔据事直书的精神，接近于信史。（以我的浅见，世界上恐怕并没有绝对客观真实的信史，所以我说接近于信史。）水天中的长篇述评《“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就被原杭州艺专（前身为国立艺术院）的老学生们纷纷盛赞为“是一篇寓褒贬、别善恶的太史公史记”（朱培钧），“史实翔实，评点得当”（何志生），“反映了鲜为人知的画家们的悲剧……读过此文，带给我的是痛彻心肺的难过”（廖文井），“反复读了几遍水天中的文章，不由掉泪”（孙顺骊），“当我看到水天中文中写的我敬爱的倪贻德老师‘我割不到头了，可能要死在田中……’，我涕泪交流”（林一鹤）。也许正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真实，感人泪下，违忤了“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古训和时风，以至于一家美术研究杂志不敢刊登。水天中的另一篇特约文稿《香山会议始末》，也遭到约稿的学报退稿的处理，理由是“写得很好，但登出来怕得罪人”。水天中不怕得罪人，敢于讲真话。他的《中国画论争五十年》是对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中国画革新论争的回顾》一文的补充，针对近年有关文章中的一些问题在提供史实的基础上予以澄清。在《进入新世纪的水墨画》中，他尖锐批评：“形式规范的极度狭隘和艺术思想的不着边际，是当代水墨画发展的隐忧。”“远离写实的后果之一是远离现实。如今的表现性水墨，放逸笔墨者多，歌哭人生者少。除了少数画家的艰难跋涉，水墨画似乎又将回到只谈‘风月’的境界。”后来他又把这种批评扩展到油画，可谓切中时弊。在《历史环境与艺术的意义》中，他不仅彻底否定文革美术，而且强调了解艺术创作的特定历史环境对于正确解释和评价作品的意义，承认感情记忆在艺术史学中的作用。
《历史、艺术与人》中收录的艺术家个案研究文章，主要有《林风眠的历史地位》、《卫天霖：一个正直朴厚的艺术家》、《沙耆――突破遗忘之雾的画家》、《探寻丘堤》、《吴冠中――中国艺术转折期的探索者》等篇。这些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做出过独特贡献的艺术家，大多遭逢过各种坎坷、磨难、误解、诋毁、批判或遗忘，曾处于逆境或边缘，因而他们的个人命运受到了水天中的格外关注和同情。艺术大师林风眠尽管晚年在冤狱中遭到“狗一样对待”，但他“晚年所作的风景、戏曲场面和梦魇般的情境，堪称20世纪后期中国绘画中最具精神力度的作品”。水天中评价“林风眠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少有的几个坚守个性，敢于放笔歌哭人生的画家中的一个”，这也是他给当代美术贫血症开出的一剂对症的良药。他推崇“歌哭人生”的绘画，他自己的文章往往也是“歌哭人生”的悲歌。他对遭到过排挤迫害的卫天霖、曾经被遗忘的沙耆、“右派分子庞薰”的美丽妻子丘堤等画家的个人命运和特殊成果，做出了如实的陈述和公正的评价，充满了悲悯之情，令人感慨良深。
在《历史、艺术与人》一书中，最感人至深的文章还是那篇《“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难能可贵的是，水天中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些画家悲剧命运的惋叹和同情，而是进入了深层的理性思考，保持着清醒的史识。他总结说：“无论是对于林风眠、对于吴大羽、对于林文铮、或者对于方干民的不幸，都不能只归罪于极左的政治路线。这里存在着一些深刻和严酷的有关人性共同弱点的问题。当然不是指这几位艺术家的人性弱点，而是这几位艺术家的同时代人，首先是与他们同时代的美术界的人们的人性弱点问题。只要想想当年的各种运动各种会议，想想当年的报纸和《美术》杂志……我们就应该冷静和严肃地反思，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究竟助长了什么和压制了什么。”他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界根本不存在像巴金、贺绿汀那样敢于讲真话的权威。”确实，我们今天庆祝巴金百年华诞，赞赏巴金《随想录》的忏悔意识和反思精神，但扪心自问，我们又有几人能像巴金一样敢于讲真话，正视历史，正视自己？相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自己讳，文过饰非，恐怕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水天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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