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2003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这位享有盛誉并在该馆工作过的著名学者

贺昌群先生学贯中西，兼治文史，著述甚丰。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学术发展方向的基本脉络。贺昌群先生自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后，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追求。上个世纪20年代，他对元人的戏曲小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元曲概论》一书中，他从域外乐舞来探求宋元戏曲的渊源，取得了当时“多数研究宋元戏曲者所未尝道及的”成果。他的《唐代女子服饰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化史论文，我们至今读起来仍可感觉到其中鲜活的魅力。他长期从事汉唐间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如《两汉政治制度论》、《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汉唐精神》等论著，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颇多新见，读起来毫无艰涩枯燥的感觉。

贺昌群先生是我国简牍学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上个世纪30年代，他与向达、劳斡、余逊等人对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进行释读和整理，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十分注意出土材料和文献的相互参证，也就是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如《烽燧考》就是一篇这样的力作。贺昌群治史极具实证的动力，但他并不认为史学家的学问尽在于考据。他在充分肯定乾嘉考据学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考据有时流于支离破碎。他赞同陈寅恪所说的能够在新学问的领域中利用新材料，就是学术上的前驱者，此谓“入流”；反乎此而不闻不问，自以为坐井可以观天者，谓之“未入流”。但贺昌群同时指出：“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要在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应该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昌群先生把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并结集出版了《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究竟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解放后史学界长期有争论的问题，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争论的双方，应该说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但由于历史实际错综复杂，论者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史料的解释又有所不同，因而就出现了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贺昌群先生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从《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也学习到不少东西。贺先生的这部专著不但为国内众多学者所称引，而且也为外国汉学家所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贺昌群先生认为，“历史学为通儒之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故往往言远而意近。世无粹纯客观之考证，亦无纯粹主观之议论，客观与主观，如高下之相倾，声音之相和，前后之相随。”他主张无论是治政治史或文化史，都要重视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并力求从历代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一些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教训。

清代学者戴震曾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可以概括贺昌群先生一生治学的精神。他善于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中外学者的学术营养，但没有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他决不肯漫然相信别人的论述。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时有精审独到的见解，但又从不固步自封，总是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真可谓“不以人蔽己”，亦“不以己自蔽”。他一生勤勤恳恳地埋首研究，不图“一时之名”，也不期“后世之名”，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硕的学术遗产。贺昌群先生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所作的贡献，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上占有他应有的地位。在纪念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庆幸他的文集得以出版，并对这位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具有高尚品德的前辈学者，怀着深深的敬意。

贺昌群其人其事

贺昌群，字藏云，四川省马边县人，1903年10月5日出生。自幼家境贫寒，192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一个学期后，因经济来源断绝而辍学。后经考试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30年，东渡日本。1933年到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贺昌群举家南迁，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1940年，他应故乡之邀，回乡创办了小凉山第一所中学――马边中学，并担任校长。同年冬，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代课一年。1941年后，改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曾任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贺昌群经郑振铎推荐出任南京图书馆馆长。1954年，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1958年，贺昌群因病辞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职务，回历史研究所专心治学，并担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1973年10月1日，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