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儒学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研究可以透视传统文化的脉络和民族的灵魂，因而它是历来传统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之一。《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傅永聚、韩钟文总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以下简称“大系”）的问世，就是对中国20世纪孔子、儒学研究进
20世纪百年的历史承载了无数的悲欢伤痛，因而对孔子、儒学这样一个重要话题的阐释是包罗万象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思想家对孔子、儒学的现代地位、作用以及未来的命运问题的关注、思考，则更是闪烁辉映，气象万千。“大系”赋予了我们宏阔的审视空间，它引导我们站在新世纪绚丽的晨曦之中，回望整个20世纪中国孔子、儒学研究的命运轨迹，于方家高见纷陈中披绮揽丽，撷英集萃，把孔子、儒学研究分为价值重估、学术研究与精神开展三部分，确立了百年孔子、儒学研究过程中的五种主干观点――以陈独秀、丁伟志、干春松、余时英等为代表的“制度化儒家解体说（或寿终正寝说）”；以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贺麟、张群劢、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复兴说”；以梅光迪、吴宓、刘伯明、柳诒徵、成中英等为代表的“会通说”（或融会说）；以林毓生、韦政通、傅伟勋等为代表的“创造性转化说（转化性创造说）”；以张申府、张岱年等为代表的“综合创新与相结合说”。同时，主编者基于丰富的材料拥有和敏锐地把握，将0世纪孔子、儒学研究的特点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总结，认为20世纪对孔子、儒学研究首先是突破了经学时代的研究范式，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现代性特性。第二是变通人之学、通儒之学为专门之学、专家之学。第三是孔子、儒学研究有机地容入百年来思想文化的争鸣、论战之中。第四是批判与建设，解构与重构，形成“游魂”、“果飘零”与“一阳来复”、“转生复兴”交替进行。百年孔子、儒学研究的文献汇总与百年孔子、儒学发展的全景鸟瞰，使大系将20世纪对孔子、儒学研究的历史脉络明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在遴选、甄别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提纲挈领之能和高屋建瓴之态跃然纸上。
儒学曾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构成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民族国民个体恪守的修身养性、入世立身之道。20世纪的孔子、儒学研究融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于一体，使孔子、儒学的研究在方法及内容新质的建构上拥有了新的意义，基本形成了儒学合理内核与现代社会文明精神整合的积极认知。今天，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化视野和新的秩序建设，特别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深层思考。这一情势中的孔子、儒学所拥有的科学内涵，必然成为新世纪专家、学者热切关注的重点。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孔子、儒学特别是孔子、儒学本原关于人与社会、自然、自身关系的询问，以及这一思想体系所致力于营造的人与人统一、人与物统一、人人慎独的和谐氛围，对以“利”为追求终极的商品经济运作所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隔阂、冷漠，无疑是有益的补充。即使是法制社会发达的今天，伦理道德的个体坚守依然是涉及我们人类生存秩序的永恒主题，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需要。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中，他律与自律永远是一对矛盾，然而只有文明他律与文明自律的有机统一，才会构成生存环境的秩序和安定。孔子、儒学伦理道德理念的价值、意义，代表了东方古代先贤对生命存在的深刻思考，它是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生民对生存认识的智慧结晶，是世界伦理道德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球秩序面临着新的建设，文化亦在重构之中，人类需要怎样的生存氛围，是全球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所以，此时的孔子、儒学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以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舞台上，并以一种“普世伦理”的资源参与全球伦理道德和全球新秩序的建设中，这决不是简单的复古或猎奇，而是孔子、儒学本体具有的真理的客观性仍表现出旺盛的现实活力，是人类理性认知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此种世界文化背景，诞生于21世纪初的《20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整理学问，研究问题，传播学理，弘扬国学，为孔子、儒学研究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就更加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未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