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2日是康德逝世二百周年，有些报刊登了几篇文章。我很喜欢读康德的书，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正因为一知半解，所以一直兴趣不衰。“闲话康德”！康德岂是能“闲话”的么？不怕行家齿冷，就也来凑上一篇充数。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结论”的第一句话是作文章的人不时引用的：“有两样东西，我
康老先生实在是哲之圣者。这篇《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不仅浓缩了整本书，而且这第一句：“上为星辰，内为德法”，又是浓缩中的浓缩。读这句话，立即会产生一种既寥廓又深沉的感觉；而且又是何等富有诗意。康德的“道德观”像纯净水那样纯粹。它是发自“自我”的，不假任何外饰。在英文是“within me”，在法文是“en moi”，在德文是“in mir”，韩译为“居我心中”，余译炼一“内”字。深长玩味，愈觉“炼”字用功之精微。
既然发自“自我”，自然必须排除一切“外在因素”对自我的影响。“各式各样”的社会礼貌和仪表方面”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那也不能说已经“道德化”了；那说不定是做给人看的，不一定能反映本人的真实的内心状态。按康德的看法，这属于“文明”的范畴，而他的“道德观”，乃是出自“内在”的，精神深处的，是“属于文化的”。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孟子说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应该就是“内在”的。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在井里了，马上就产生了“怵惕恻隐之心”，那不是因为和小孩子的父母有交情，也不是想“要誉于乡党朋友”，更不是“恶于”孩子落井的声音……
康德最使我醒豁的，是他对“启蒙”的看法。他说，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叫做“启蒙”。又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特意在“公开”二字下面加了重点号。这里有个译者（何兆武先生）注：“此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康德在这个问题上曾和当时普鲁士官方的检查制度发生冲突……”康德说，在普鲁士，“从四面八方都发出这样的喊叫：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举世只有一位君主说：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到处都有对自由的限制。”这个君主指的是18世纪普鲁士的腓德烈大帝。前几年，某些号称“新左派”的学者拾了外国的“后现代”的牙慧，说“启蒙”是“前现代”的东西，现在已不需要了！也许他们已经“成熟”了，不过，看来仍有必要读读康德这篇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
通常人们都说康德的生活特别“单调”而且古板，说他的画像没有一张是带笑容的。他一辈子足不出乡里，一生未娶等等，这是事实。有的传记作者挖空心思想找出一些他与异性的过从之类的“秘闻”，如在一位寡居的伯爵夫人家当“家教”，两人都有“暗恋”的嫌疑，后来伯爵夫人嫁了人，康德这段形而上的浪漫史也就结束了。故事很简单，只是不知传记作者是怎样知道的。康德写的关于“美学”的文字里，有相当篇幅谈到他对爱情、情爱的观点，行文颇有些学究气；要想从这里找到一丝“绯闻”是很难的。还有常作为谈资的，就是他守时刻达到惊人的准确程度，每天下午四点钟整（一说三点钟）离开书房到户外散步，以致邻居都以此来核对自家的时钟。有一天，康德没有出来散步，原来是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他因惊愕而打乱了生活规律。估计此系“戏说”，为了给老夫子的生活添点儿色彩，不足为据。
康德的生活方式确实平淡，但是蕴藏在心灵内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而又活跃的，否则他怎么能够从星云学说、时空论跳进对人的大脑的认识能力和认识限度作出那样逻辑严谨、思维缜密的剖析呢？康德的口才是有文字可考的，例如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论敌的赫德尔曾经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的神采：“在他风华正茂的岁月里，他具有一种青年人的激情，随时都要谈笑风生，出语惊人；他把教学当作是一种享受。”赫德尔听了他三年的哲学课，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一丝傲气。
康德的书确实难懂，我怕这辈子也读不通了；犹如云遮雾罩中的千嶂万壑，就这样去欣赏，倒也引人入胜，别有美感。我笨人用笨办法，叫做“顺藤摸瓜”法，顺着他的思路，把那根“藤”的密如蛛网、缠绕在一起的枝枝蔓蔓先放在一旁，等把结出来的“瓜”摸出来之后再把那些枝蔓一条一条地连上去。这也是郑板桥“先立其大”的画竹法。如果每见到一个枝蔓便马上顺着去摸，结果必定把“瓜”摸丢了。这是我的“土办法”，只适用于我这样的人。哲学家熟门熟路，是用不着这样的。
再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读康德的书的时候，心情不妨放轻快些，舒张些；遇到实在走不通的地方，可以先跳过去，老先生习惯于绕着圈儿走路，绕着绕着会回到原处的。著名的大段大段的“二律背反”就是这样的，“同义反复”的地方不少。
中国最早知道康德的是谁？有人说是梁启超。我想王国维也可以算一个。他在三十岁以前几次读康德，几次啃不下去，不过他还是写了一篇《汗（康）德之知识论》，分十段概述了《纯粹理性批判》的主要内容。他迷了一阵康德、叔本华，终于没有继续下去，转攻中国古典了。他说，哲学这玩艺儿，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还有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即同他的同学商章孙合译了卡尔・福尔伦德的《康德传》。那时北大学生组织了一个“亢慕斋”（谐“共产主义”的音）小组，研究和译介当时西洋的新学说。罗、商都是“亢慕斋”的德文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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