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勒教授的中国情

《金融新秩序》中文版的问世，意味着希勒的金融民主化思想能被更多的中国普通人士了解和传播，许多对希勒先生感兴趣的人都想近距离地聆听这位西方学者的演讲。首发式前，记者接触到去年3月陪同希勒教授访问中国的夏乐先生，他饶有兴趣地回忆起去年希勒首次访华的情形，使我们看到希勒教授学

正所谓好事多磨，希勒教授的中国之行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出了岔子。希勒教授所乘坐的班机出现了事故，飞机起落架在降落时无法打开，班机只好在首都机场上空兜起了圈子，直到40分钟后事故才得以解除。据第二天的媒体报导，当时机长都已经做好了紧急迫降的准备，在最后一次尝试打开起落架时，起落架竟然奇迹般地恢复正常。在目睹了这场戏剧性的机场惊魂之后，我私下对希勒教授的学生范文仲先生说：“一开始就碰上这种事，恐怕希勒教授的情绪会受到影响。我的工作难度又增加了。”他安慰我说：“放心吧，希勒教授非常善解人意，他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等我真正和希勒教授开始接触，我才发现范文仲先生对自己导师的评价是多么地恰如其分。由于希勒教授的知名度，许多突如其来的访问要求导致我们被迫多次调整希勒教授行程安排。在希勒教授到来后最初的一周里，我几乎每天都要交给希勒教授一份新的日程表。然而每当我怀有歉意地向他说明哪些活动取消，又增加了哪些活动时，希勒教授总是以一连串的“OK”欣然接受。在那段时间里，他每天通常上午参加学术活动，而下午则要接受两次以上的专访，而每次专访的时间都在一个半小时以上。因此整个白天他难得有休息的时间，但即使这样他在学术活动和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总是尽量配合，力求让所有的人满意。每一次希勒教授的演讲结束，他总是被许多热情学生听众包围，而他则会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活动，我们有时会催促希勒教授尽早离开。而此时他总不会忘记对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提问的同学们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当我和希勒教授开始熟悉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和他在一起是总是很有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文化差异。有一次他私下里问我，为什么在街上看到很多人把头发染成黄色？我告诉他这在年轻人当中也算是一种时尚。他告诉我说在美国有一种观念认为金发碧眼的人相对愚蠢，因此很多金发碧眼的人希望能把头发染成其他颜色。他的回答不禁让我哑然失笑。还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很像是小孩的名字。他却建议我去搞政治，因为在美国政治家为了争取选民，会故意让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亲切。例如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是最典型的小孩子名字。在和希勒教授的谈话中我也深刻感受到中国越来越受到普通美国人的关注，希勒教授说他的家人在圣诞交换礼物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礼物都是中国制造的。他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美国今天究竟还生产什么？”更令我感到有趣的是，希勒教授有时居然还会像孩子般害羞。特别是在他讲演的时候，即使规模比较小，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他通常会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真难想象他在美国国会当面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在出席一次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前，他曾经向我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然而在会上他并没有按原计划用中文向听众致意。会议结束后他告诉我，当时由于太紧张，他忘记这些词该如何发音了。

3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显然希勒教授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与希勒教授同行这段经历也让我由衷地感到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