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教材教辅
三联刊物在做“增刊”？
近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
3月上旬，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师偶然见到一本叫做《中国公务员》的杂志，刊名下方，赫然印着《读书》二字，内容讲的是为官之道和政绩写真。难道《读书》出“官员版”了？这位教师遂打电话给自己熟悉的三联学术编辑部主任舒炜，说：“这等于用可口可乐的牌子卖汽油。”
舒炜感到莫名其妙，就去询问《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吴彬。吴彬也一脸茫然，她从来不知道《读书》杂志出“增刊”了。
《读书・中国公务员》杂志的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均与《读书》杂志一致。起初吴彬怀疑，有人盗用《读书》名义非法出版，或者根本就是舒炜在开玩笑。
直到吴彬在几位三联领导那里看见《读书・中国公务员》，她才知道，这本“增刊”是三联书店总经理认可的。
不只是《读书》杂志，三联的另一本财经类杂志《竞争力》，在2003年10月就已出“增刊”，名为《人才・财富》。就像吴彬不知道《读书》出了“增刊”一样，《竞争力》的相关负责人事先同样不知道《人才・财富》的存在。
这两份刊物，三联员工都是在事后才得知的。《竞争力・人才・财富》自第一期起就在社里发放，而《读书・中国公务员》则是出了三期之后，才一股脑地出现在三联书店。
问题远不止于杂志“增刊”，三联图书的发行、编辑工作也“增加”重重。
南京一家书店向三联书店发行部主任叶芳订购三联出版的“七市高中选修教材”，叶芳说，我们从来没发行过这套书。那家书店说，你们海淀北洼路的“三联发行部”都有书，你们总部发行部怎么没有？叶芳当即回答说，我们没有在海淀北洼路开设“三联发行部”。那家书店说：看来你也不知道。
然而北洼路的这家“三联发行部”并不是假冒的，而是三联书店总经理认可的，只是叶芳不知情罢了。
一年来，全国好几个地方出现了类似于海淀北洼路“三联发行部”这样的“三联书店分销店”。这样的店到底有多少，叶芳也不清楚。
学术书籍向来是三联的本业。然而近一年多来，学术图书选题论证的编委会一次也没有召开过。与此同时，三联已出版和正在制作的中小学教材教辅，已超过三联版学术文化类新书的出书量，三联学术文化图书几成副业。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三联书店新任总经理上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这是怎样的“增刊”？
以《读书・中国公务员》第二期为例，它设有“公仆风采”、“权威说话”等栏目；刊有《从“阿Q精神”看自我安慰》、《工作时间长，干活不一定多》、《成功的人性格坚强》等文章。
在《竞争力・人才・财富》第三期的“财富乱弹”栏目上，记者发现茅于轼的文章《如何做财富的主人》。打电话询问，茅于轼告诉记者，他知道三联的《竞争力》杂志，但不知道《竞争力・人才・财富》“增刊”；《如何做财富的主人》这篇文章确实是自己写的，但从不记得曾经授权给《竞争力・人才・财富》发表。
两本杂志，摘编文章占绝大多数，其中不乏高层领导讲话。《竞争力・人才・财富》第三期目录中有“特别关注”栏目；在内页，“特别关注”字样下以黑体小字注明“省部领导文苑”字样；《读书・中国公务员》第1至3期封面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领导人照片。
《读书・中国公务员》、《竞争力・人才・财富》的主编都是柯建刚，两本杂志的地址都是北京1119信箱；电话、传真完全相同；两个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都叫刘静……
记者想求证，它们是否是一个编辑部，每月编两本三联的杂志。打了三次电话，都没有找到柯建刚本人。接电话的员工都建议打柯建刚的手机，但他们不方便告诉记者柯建刚的手机号。
三联员工认为，《读书》不是不能出“官员版”；但从品牌角度讲，《读书・中国公务员》的风格与《读书》的风格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单办一个《中国公务员》，单办一个《人才・财富》，我们没意见，为什么非要借用原有的杂志品牌呢？”
杂志内容是一个问题，而刊号则是另一个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读书・中国公务员》的标准刊号与《读书》杂志完全一致；而《竞争力・人才・财富》的标准刊号与《竞争力》杂志完全一致。三联员工对这两本“增刊”刊号使用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记者专门调查了《读书・中国公务员》的由来。
《中国公务员》杂志先前存在过，是人事部主办的一份刊物。去年11月28日，该杂志已列入“中央报刊治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人民日报》向社会公布的677种停办报刊名单。
在去年11月号最后一期《中国公务员》杂志上曾刊登启事，称：“《中国公务员》杂志2003年12月31日停刊。自2004年元月起改刊名为《中国人才》杂志。”
也是在去年11月，柯建刚以个人名义与三联书店“就乙方（柯建刚）受聘于甲方所属《读书》杂志‘中国公务员’版一事达成合同”，由柯建刚担任《读书・中国公务员》主编，每月发行一期，并拥有编、印、发、人事、广告等权利。
受聘于三联之前，柯建刚的工作单位叫“北京老报人企业形象策划中心”，该中心开出公函“同意贵单位聘请我中心员工柯建刚”。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查到，该中心的法人代表就是柯建刚本人，单位地址在门头沟。据三联员工说，“北京老报人企业形象策划中心”的上级单位叫“北京老报人协会”，但北京市民政局和国家民政部都告诉记者，这个协会不存在。
《读书・中国公务员》的理事会成员包括杨斌的“荷兰村”原所在地―――沈阳小韩屯的原村长，现沈阳靓马集团公司董事长王新智等人。
《读书・中国公务员》的发行方式是：“谨以《中国公务员》敬赠全国667个城市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组织部长、秘书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中央、国务院各部办委及相关机构。”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期刊处处长李建臣对记者说，“一号多刊”属违规行为，并建议，如有发现可举报备案。
据三联员工介绍，《读书・中国公务员》诞生的背景是这样的：
《读书》的发行量在10万份左右，是三联的“领军品牌”。新任总经理认为《读书》的发行量应该向40万进军，争取超越《读者》。为此希望《读书》能多发表点介绍“时尚靓装”和“吃喝玩乐”等生活类文章，但所有编辑都不同意，这个意见也就流产了。
从节约成本角度考虑，去年新领导要求《读书》编辑部从5个编辑缩减至3人；理由是“每个月光寄给我一个人的稿子就够编半期了”。
按道理讲，不加新内容就减人，这也是正常的管理手段。但编辑部之所以哗然，是因为新领导承诺的施政纲领是“做加法”，即三联原有的东西不动，只是再加上一块教材教辅。“哗然”之后，未再有动议，但从此《读书》的稿子就不断被砍。
教材教辅是这样“炼”成的
2002年9月，三联新任总经理到任，在第一次中层扩大会上，将三联图书传统总结为三条：地图、教材、文学。因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三联就曾编写过教材，这个传统要再次发扬起来。
对做教材这个动议，当时三联员工没有表示反对。他们的期望是，跟正规的教育机构合作，逐步建立自己的编印发队伍，做出不辜负三联品牌的中小学教材。
但在没有进行过选题论证，没有专业的教育类编辑，没有专门的教材编写部门的情况下，从2002年9月到目前为止的一年半时间，三联书店已出版和在编的教材、教辅近二百种。其中包括“广州市中小学英语”、“七市高中选修教材”；“山东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统编教材”；“幼儿园素质教育丛书”；“学前班素质教育丛书”；“高中生地理”、“5．3宝典丛书”（取“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之意）……
那么，三联的这些教材、教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记者就此调查了《5．3宝典》的出笼经过。
北京曲一线书店是《5．3宝典》的著作权人，同时又是承印人和发行人。
3月19日下午，记者来到红桥天禧市场，发现曲一线书店原址所在地正在拆除，工地上一片狼藉。
记者打电话过去，曲一线书店的一位女员工告诉记者：曲一线书店目前已没有店面，但在甜水园有一家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样书；《5．3宝典》是他们组织教师编写的，书店没有自己的编辑部；曲一线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北京总代理，《5．3宝典》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次日上午，曲一线书店总经理卫鑫主动打来电话问记者：“你总得有个目的，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要合作可以谈。”当记者再次问到《5．3宝典》的书号问题和编写过程时，对方不予回答。
与《5．3宝典》的操作模式类似，三联的《幼儿园素质教育丛书》、《学前班素质教育丛书》的著作权人是“湖北省丹江口市汇丰印务有限公司”；《高中生地理》（1－6册）的著作权人是“郑州大黄河教育书刊发行部”。
在教材、教辅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三联书店的编辑做了些什么呢？
三联书店拿到的教材、教辅原稿，都由领导分给每位编辑审读，比如《读书》杂志的编辑曾被安排编辑低幼读物。
三联书店的编辑大多文科出身，编不了理科教材。去年9月，新分来的三个本科刚毕业的理科大学生，未经任何岗前培训，就开始负责编辑教材、教辅。他们所编过的语文课本有这样的例句：“人造卫星能上天，航空母舰也能上天。”又如，在幼儿英语课本中将艾菲尔铁塔与金字塔颠倒了，等等。
稿子经常是急件，要求几天，或一周内就要发稿。教材的编辑出版甚至快到这种程度：一单中小学练习册的合同，共108册书，今年上、下半年各完成54种。
印刷、发行方似乎比编辑还急，《高中生地理》在三联还没有走完编辑程序，书就已经在河南出现。
三联编辑在发现书稿错误后，总是无法找到作者，也就无法通过协商纠正错误。
目前三联所编辑的教材、教辅，大多只是由编辑看一遍，就叫做“终审终校”，然后就开印，许多稿子连核红都不做。
“这么多的教材、教辅，没有一本是三联书店开发并自主介入编辑的选题。”三联员工说。
对此，一位一直关心三联的、暂时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出版界人士说：“我一点都不懂。没有专业队伍，没有专业教育部门合作，一年能做一二百种教材、教辅，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我非常‘佩服’。”
教材、教辅的质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教材、教辅的出版过程中，三联是如何运作书号的呢？
记者看到，《5．3宝典》出版协议的第11条规定：“由乙方（三联书店）提供11个书号，本协议签定后甲方（北京曲一线书店）应先向乙方支付编校费16万元。乙方开具委印单前，甲方应将印刷费汇入乙方账号。”
同样，《幼儿园素质教育丛书》、《学前班素质教育丛书》出版协议第11条规定：“由乙方（三联）提供4个书号，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丹江口汇丰印务有限公司）应先行向乙方支付编校费拾万元。”
“2003年三联书店有80多个书号是这样运作的；2004年一开始，一套80本的辅导读物运作了24个书号。”三联员工对记者说。“三联书店的教材、教辅从立项到稿件的提供、决审、签发出版都由总经理一人决定。”
三联员工关注的也许不必是这些问题，而是能否以这种书号运作做到公司利益最大化。
“三联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运作过书号刊号。我们敢说，如果我们沦落到如此运作书号，我们所获得的收益也不至于这么少。而目前出现的情况极端复杂，很难明确到底谁在受益！”三联员工说。
前途到底在哪里？
现在，大多数三联员工从相信制度，演变成了纯被动地接受不知从何而来的既成事实。当员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向社领导问及三联的发展，答案总是：“我们会研究的。”
“无所适从导致了工作热情的消解，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讽刺，自我解嘲等现象正在三联蔓延。我们的工作是否有价值，变成了莫大的疑问。”3月15日，三联的四位员工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是三联书店党委委员孙晓林、生活编辑室主任郑勇、发行部主任叶芳、《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
这四位员工说，他们已经与其他十来位中层干部和业务骨干一起，以真实署名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三联目前的情况。而三联书店图书及杂志的编辑、印刷、发行等主要业务环节，员工也不过四、五十人。依此，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具有普遍代表性。他们之所以愿意公开反映问题，是因为自己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有责任向包括孩子在内的消费者说明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情况；同时也想借此把三联从悬崖边拉回来。
在1月中旬，这些员工曾试图把矛盾消弭于内部。
在三联召开年终工作总结报告会时，几位中层干部打算在领导发言后，代表员工提出对教材、刊物等问题的看法。
“会上，我们听到了一些模糊数字，比如教材利润200多万；加上楼面出租，《三联生活周刊》的广告，共形成利润1000多万；而三联本版书都没有利润，靠管理，节约成本，把利润做上去了。以前三联领导在报告中摆数字时，都会精确到小数点以后。”
报告结束后立刻就散会，这几位员工没有得到公开发言的机会。
在今年的干部任命中，社委会出现人员调整，从外社调入一人担任总经理助理，单独管理出版部；具有书稿签发权。“对于这位同志，社里没有做过正式说明，只听总经理介绍说，他有21年编龄。”
记者调查得知，这位新任总经理助理、社委会成员，今年38岁，原来是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职工；1995年任中国地图出版社武汉办事处副主任；2002年底，因给中国地图出版社造成重大损失，被中国地图出版社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限期调离；2003年6月调到中国大百科出版社，随后调至三联书店并任现职。进入三联的另一重要角色，原来也是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职工，后被调入中国地图出版社担任社长助理、办公室主任；2002年底，与前者一起，被中国地图出版社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限期调离；后来到三联并担任三联世纪文化公司（与香港汤姆公司合资）总经理。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可以理解的，但三联现任总经理曾工作于武汉测绘学院出版社，1995年－2001年，曾在中国地图出版社任职。如此巧合，从避嫌的角度讲也应该向员工做一个正式说明。”三联员工说：“还有个现象值得一提，总经理的司机兼做出纳员。”
至于新的部门，大家看电话表时才知道，三个新来的理科大学生已经组成综合编辑室。这个部门的成立，事先没有讨论，事后没有宣布，目前负责人暂缺。
记者三次电话约请采访总经理，他都没空。但在电话中他表示，在文化企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现象；等闲下来，他很愿意与媒体就此做一下交流。
3月25日，记者守候在三联书店，但最终没有遇到这位总经理。3月26下午3：00，记者直接敲总经理的门，终于得以与其见面。
当时总经理正在埋头写东西，当记者说明来意，并为自己的不速而至表示歉意时，他客气地表示自己并不介意，但目前不能就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及性质做出说明。
记者转而问一些具体问题：两本“增刊”采编队伍有多少人？内容是如何产生的？总编、副总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书号和刊号是怎样运作的？“这是一个单位内部的事情，等有了研究结果，我们会给读者一个交代的。”总经理边说边向门口走去，记者也就结束了这次不到5分钟的采访。
在此之前，记者同样以“不速而至”的唐突方式，敲开三联书店党委书记的门。从两本“增刊”的版权页上来看，他都是其副总编。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办公室接待来客，但他还是给了记者说话的机会。“事情正在解决，目前不想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谢谢你对三联的关注，希望你能尊重和理解我的意见。”他说。据此应该可以认定，三联确实是有“事情”的，而且正在处理中。
另一位相关的资深三联员工尽管三缄其口，但仍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其姓名。他说：“我一个人不能对媒体谈什么，这不能代表组织行为。”记者问：“那就是说，您认为教材和两本‘增刊’应该算是组织行为？”他说：“我也不能跟你谈。”
据记者调查，目前三联社内领导层出现“增刊”停办的声音，但也有反对停办的声音。这其中的逻辑不难窥见，如果“增刊”停办，就等于默认以前的决定是错误的。
事情还在继续。有迹象显示，三联领导正积极斡旋此事。但三联员工认为，事情已经紧迫到了时不我待的地步。
首先，由于时间被挤占，学术图书的编辑质量很难保证；今年三联学术图书的选题虽然没有被砍，但印数降得厉害；为了“降低成本”，学术图书已很难使用质量好一些的纸张。
其次，三联学术图书的作者资源、选题资源流失趋势严重，有的作者一年的版税只能拿到一千多块钱。三联一位老作者对编辑说：“我现在的书估计你们没兴趣了。等我写了一本教材再来找三联吧。”
每天都面临尴尬的部门是发行部。如前所述，发行部主任和她的同事经常被人问得一头雾水。“这些分店、发行部究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三联书店品牌的使用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在社里我们得不到答案。”她说。
对于“分店”和“发行部”，记者通过有关渠道见到这样一份合同。三联书店与丹江口市汇丰印务有限公司签定的合同第11条规定：“（从2005年起）……甲方（丹江口市汇丰印务有限公司）开始筹建三联书店丹江口分店”。但奇怪的是，这份合同的甲方已经写成：三联书店丹江口市分店（丹江口市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具体协议另议”，从逻辑上讲，似应理解为尚未商议，那么汇丰公司怎么就已经变成“三联书店丹江口市分店”呢？
丹江口市工商局陈先生告诉记者，汇丰公司是有注册的，是一家民营公司，而三联书店丹江口市分店没有在工商局注册。
关于文化市场化的一系列问号
采访结束时，三联员工把诸多问号扔给记者：
现任领导所理解的三联文化品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市场中铸造出来的文化品牌不是市场化成功的产物？
有些人总是说我们拒绝走向市场，难道多年以来三联的每一本学术图书、刊物不是直接在市场上，靠质量让读者自己掏口袋的？难道我们的图书品牌不是三联在市场竞争中铸造出来的？我们哪本书是通过行政指令强制发行的？如果这不是市场，那所谓的市场又是什么？教材，地方教委可以用行政指令选用，用行政渠道下发，这到底是依靠行政指令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真正的市场模式？
既然讲市场化，领导就应该把三联的所有重要业务环节带到市场中去锤炼成型。目前三联教材、教辅的运作过程中，三联本身的编印发业务都被抛在一边，尤其是发行部门没有产生销售收入，更别说质量保证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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