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

世纪中国学人之诗，本身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巨型遗存，同时也是中国民族现代理性机能“病蚌成珠”的真实写照。由此可知，研究它的意义也就不仅限于一种纯粹理趣的满足。哲人已萎，而中国文明从传统结构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和进化却仍在进行中，这也就是对之

关于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作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比较重视的一个前沿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由近年的“陈寅恪热”而兴起的。其中如余英时先生的在港台发表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等，以及内地学者冯衣北在港台刊物上发表与之商榷的文章，如《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等。而更多的文章则不是以谈论这些现代学者的诗为主旨，而是把它们当作学术研究的一种资料加以运用的，如刘梦溪先生的《吴宓眼中的王国维之死》、《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等。尽管这些主要集中在陈寅恪、吴宓等人身上研究不够全面，但由于它们对过去一直存在的、对这些现代学术大师“重其学而轻其诗”的风习有所纠正，因而其意义是自不待言的。正是在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文章的导引下，为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展开较为系统的阐释研究提供了可能。而这种系统研究的中心则是把它当作一种以诗学材料为对象的微型现代中国思想史来理解和论证。

一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

学人是一个现代概念，它是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同步发生的。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即一方面在思维方式上建构出一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纯粹理性，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完全摆脱各种现实功利因素的控制和影响，才能使一种纯粹的中国学术和学人获得再生产自身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定和束缚，在中国传统学者生命结构中萌生的理性与知识倾向，往往必然地要沦为各种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功利活动的牺牲品。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崩溃和现代性重建，以及在中西文明冲突和融合中所生成的一系列“文明的新产物”，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科举制度终结对传统读书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新型教育、研究机构从传统上层建筑中解放出来走向独立，以及与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对的出现等，才终于为学人在中国的现实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物质条件”基础上，直接提出了一个具有精神标志的时代课题即“学术是手段还是目的”。与以政治身份出场的先秦诸子所热衷的“国之大事”，与以道德身份出场的宋明理学家所关心的“天理人欲”完全不同，在现代中国关于“学术是手段还是目的”的讨论中，由于它特别强调了“学术与政治的脱钩”和“知识问题与价值问题的两分”，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第一次给予了纯粹理性以本体论地位，而且它还曲折地将学术主体的位置从“为帝王师”或“匹夫而为百世师”的历史异化中解放出来。一言以蔽之，中国学人的历史发生，或者说它的内涵在逻辑上的真正明确，这个过程本身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同步发生和走向成熟的。如果说“纯粹理性”的最高理想是“自由之思想”，而现代学者和传统学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独立之精神”，那么，关于“学人”的本体论内涵，也就可以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人本身是20世纪中国的产物，它根源于中国现代学术独立意识的产生，并随着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艰苦历程而进化和发展着。而这些现代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以“言志”和“缘情”方式所留下的诗篇，也就为《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二　“诗之新声”及其源流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既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形态，同时也是这个诗的国度中最后的如血残阳。就前者而言，由于学人之诗基于一种在传统中从不曾出现过的特殊主体之上，因而其主体的特殊内涵必然要渗透并直接改变传统诗学的审美精神结构。就后者而言，则是因为和中国学人同步发生的还有诗的新旧之别，现代新体诗的出现及其在抒情方式上霸权话语的形成，则是使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成为千古绝唱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现代学者中，不仅有像胡适那样极力提倡白话并全盘否定文言写作的学者，也有许多学者如朱自清、俞平伯、宗白华等那样新旧文体兼收并蓄，并且在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文学创作成就。这就提出了新诗与旧体诗何者最有资格代表中国学人之诗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代表无疑是旧体诗。其原因可以略述为二。就学人之诗作为传统诗学的“新形态”而言，作为传统诗学叛逆者的现代新体诗显然是不具备“新形态”之资格的。另一方面，由于新体诗的话语方式与审美原则均自西方美学而来，尤其是在其审美原则中有一种完全排斥“知识”、“学问”、“义理”而“独尊抒情”之倾向，因此尽管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但由于此种浓郁的“反智主义”倾向，显然不适宜把它当作“诗中有学”的学人之诗之典范形态。职是之故，“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特指20世纪中国学者的旧体诗，而将与中国传统诗学发生了深层断裂的新诗存而不论。

现代的学人之诗可略分为远、近二源。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上，其原因在于此时一种相对纯粹的理性思维才被逐渐引渡进“非思量”的中国诗学中。正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指出的：“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由此可知，不仅近世学术，学人之诗亦然。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的最大特点可归约为二，首先，是“喜用冷僻故实”。如果没有相当深厚抑或驳杂的文史功底作基础，同光体诗的字面含义都难以读懂更惶论其深层内涵。其次则是在同光体之“瘦硬”意境中存在着惊人的孤僻、伤感等为传统诗学所力斥的“哀怨”之情。在同光体诗歌中，学者的“才、学、识”与诗人的“审美直观”第一次得到相当完美的融合。可以这样看待宋诗、同光体和学人之诗的内在关系，在宋诗中萌芽的学者兼诗人、诗兼理等基本特色，首先在同光体诗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这里，学术研究对诗文创作的影响已经清晰可见了，而随着现代学术分工以及学术独立理想的进一步发展，蕴藏在宋诗之中的那种被理性形式充分塑造的思想感情，也终于以独立的形式和内容成为中国诗学中一个新的形态。这就是我把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称之为“诗之新声”的原因。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就形式方面而言，即学者的文史典故取代了诗人的直观经验并成为文本中最重要的诗眼。就内容方面而言，由于现代学人对传统诗学主体的取而代之，由于这个过程是以纯粹理性机能的发育为根本标志的，因此它必然要从两方面突破传统诗学中“言志”与“缘情”的主导性模式，具体说来，它一方面把伦理诗学中的“志”提升为一种建立在理性批判基础上的“独立之精神”，另一方面也把审美诗学中的“情”进一步发展为一种经过现代启蒙之后的“自由之思想”。

三　“诗中有学”与“诗中有人”

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以称之为“学之别体”，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具体内涵可从表、深二层分而论之。关于学人之诗的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在学人之诗中随处可见的佶屈聱牙的文字、“明枪暗箭”般的文史典故，以及它们在解读方面给读者所造成的巨大智力障碍，都是这个文字简洁、形式整饬的表层结构中之最突出特征。这是由于学人本身作为“读书人”或“大学者”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学人之诗中，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更加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说同光学者的作诗只是偶然为之，那么，在某些现代学人（如马一浮）那里，诗本身则已然构成了一种超学术的学术。另一方面，学人之诗不仅与学人所习之专业直接相关，而且学术领域和方向的转移也会直接影响到诗的表层形式结构。由于影响传统学术方向转移之最大因素莫过于现代西方学术，因而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也在学人之诗的表层结构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除了以“西方文史典故入中国旧体诗”之外，20世纪早期的留学生和中期逃离内地的现代学人，如王国维早年在日本、陈寅恪早年在欧洲、萧公权晚年在美国的诗作，也是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由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冲突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写作，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抒发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乡愁，而是把关于中西方文化的历史、现状、未来的学理思考一同表达出来。

而作为学人之诗的深层结构，则可以相应地称之为“诗中有人”。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勾沉出他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而且更可由此而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之所以称之为现代，原因在于“学人”本身已不再是传统学术语境中的“皓首穷经者”，由于“这个人”主要是依靠中国现代学术的孕育和妊娠而诞生，由于这个痛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术专业，而且还在深层改变了学术主体传统的生命活动方式和思想情感方式，因此，尽管他们仍在以旧体诗这种传统形式写作，但其中所表现的现代性眼光和思想情感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之所以称之为微型，则是和一般的思想史研究相比较而言的。这主要是由于受诗学材料这种相对狭小的研究对象限定而导致的。尽管古来就有“诗史”之说，但由于在诗中显然不可能把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社会历史内容包容下，所以在学人之诗中同样也很难把20世纪中国文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进而言之，所谓以学人之诗为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它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把中国学者在其现代生成过程中的种种“辛苦遭逢”和“寄托遥深”真实地记录下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把它命名为中国现代学术整体中的一种“学之别体”。它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