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是王富仁先生的新著，该著从独特的视角阐述了鲁迅的深刻思想，凸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在时代浪潮冲击下进行痛苦的自我转型、抉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作者认为：鲁迅是特殊历史时期所塑造出来的特殊人物，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一定会出现――“鲁迅并不绝对地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
作为一个“特殊人物”，鲁迅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其思想深处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些“因子”又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深重的疑惑；另一方面，他又对儒家思想残存着依恋，对道家思想、佛家思想则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认同；同时，他还“偏激”、“过火”地反传统――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鲁迅的身上彰显着。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王富仁看来，“他是一个醒着的人”，一个以良心作为双眼呐喊着的“守夜人”。鲁迅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他看出了问题，并“喊”了出来，而不是像其同时代中的某些人那样――心如明镜一般，嘴上却上了锁。
作为浸染了传统文化，又深受外国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对人的意义、价值进行了思考、重估。他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对人的个体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抹煞，于是，失望于他曾经相信的东西，因而认为“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对于这一点，王富仁在他的著作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将鲁迅对儒家文化的背离归结为“在‘人’的基点上重建中国文化的需要”。
不过，要想全面、真正地认识鲁迅的“特殊性”，还得联系其小说。在王先生看来，“如果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鲁迅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在其小说中再现了世外桃源、郁达夫在其小说中大胆地暴露了自我，鲁迅则在其小说中对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如果说强烈鲜明的主体性是鲁迅小说的第一个鲜明的特征，这种高度的社会严肃性则可以说是它的第二个鲜明特征。”鲁迅关注于“国民性”的疗救、改造，他想借“喊”出来的真实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促其反思、悔改。鲁迅的小说让其同时代的国人惊讶地发现了自我，发现了那濒于崩溃的社会的表层傲慢下的污秽，发现了身边一切的一切……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了先行者，成为了先知！据此，王先生进而把鲁迅的小说称作“启蒙小说”，并强调：“鲁迅小说的深刻性不在于鲁迅为它规定了什么样的主题，而在于他为读者开辟了异常宽阔广大的想象空间，它可以容纳丰富乃至鲁迅自己也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经验和体验。”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缺少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但果真如此吗？难道悲剧精神、悲剧意识在中国真的就从来都没有获得到过一片生长的土壤吗？否！屈原的绝决便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意识。不过，这种崇高的决断在儒道盛行的时代中，丧失殆尽。“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浸染下，完全失掉了反抗的原生冲动，以至于面对侵略者，不少国人也逆来顺受。但鲁迅决不忍受，他要反抗，要以一身正气，以他奔涌的热情呐喊，唤起更多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狂人日记》彻底地撕破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面纱，揭示了中国悲剧的特点及其嬗变――“中国几千年的悲剧，都是弱者被强者毁灭的悲剧，都是多数人被少数人欺负的悲剧，只有到了《狂人日记》，我们才有了强者被弱者毁灭的悲剧，少数人被多数人欺负的悲剧。”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充斥着弱者的悲剧。但鲁迅悲剧意识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的绝对性。无论是《伤逝》、《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它们所力图展现的都是一种断然的绝决，没有丝毫亮色的煎熬。而这，正如王先生所分析的那样，缘自于当时动荡的社会以及鲁迅所承载的责任感和反抗精神――不想在睡梦中死去，就要奋起反抗，高喊出来。
这就是鲁迅，他以先知般的洞察力，苦苦地思索着民族的危机，不遗余力地暴露着不公与丑陋，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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