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景是金秋时节，日本“第三批新人”文艺评论家进藤纯孝陪我去旅游胜地镰仓，拜访已故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未亡人秀子夫人。一路上，初秋的阳光映照在车窗外的老黄桷树上，斑驳的光影在窗玻璃上跳跃。闲聊中，我问进藤：“日本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是否通过各种文学奖控制？”他不以为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的好友随团访日，我曾托他带去一篇日文随笔，转交文艺春秋出版社文艺局长安藤满先生，请他送该社文学杂志。这是我怀念小学日本老师的文章，主题当然是中日友好。我这位好友告我：安藤先生粗略看了一眼，也许出于礼貌，说了几句溢美之词，其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不久，我去日本讲学，因与安藤先生是旧交，且蒙他长期赠阅该社出版的各种刊物，自然要登门拜访聊表谢意。交谈中提到拙文，他王顾左右而言它。我只好单刀直入：“是否反对新中国的文章才能发表？”他也开门见山地承认：“坦率地说，是这样的。”回到寓所我即寄他短笺，请他“反古”（日人表态多暧昧，一般很少直接表示是与否，“反古”是作废的意思）。我的一篇论文《三岛由纪夫论》，曾寄给发表过我几篇论文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的《昴》。这篇文章一方面剖析了三岛的唯美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他在“2・26三部曲”中的右翼思想，以及剧本《欢乐之琴》的反共反华倾向。这篇文章惨遭“枪毙”，最后由标榜学术自由而声誉超过前者的《文学》（岩波书店出版）付梓。
村上春树不仅在日本国内蜚声文坛，在我国亦拥有大量读者。我根据中国学者的观点，把他定格为后现代主义，文章寄《朝日新闻》文艺部。该刊责任编辑以此说在日本尚未定论为理由，要我按日本观点修改。经与几位日本教授交换意见，他们同意我的观点，故未修改，也就不了了之。后经也是一高学长川端（康成）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先生介绍，只字未改发表在《国文学解释与鉴赏》杂志。
日本的稿费不以字数计算，而以稿纸张数付酬。全国统一一张稿纸400字。日本作家中，已故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稿酬最高，一张稿纸为20万日元。几家大报稿费从优，笔者一张稿纸的稿酬为1万日元，刊物为4千日元，要缴百分之十的个人所得税，但出版单位已另为代付。日本作家的个人所得税则为百分之五。外国人之所以多是因为在日本行踪不定，年底申告时不一定还在日本。每年年终，年收入2000万日元以上者要补缴个人所得税不足部分，收入在2000万日元以下者全部退回所纳个人所得税。因此，笔者由大学、出版单位、学术团体代付的个人所得税悉数退还本人。有人细致，把在超市和打的所纳无几的收据聚集起来，同样也予退还。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杂志主编搭地铁亲自登门送、取校样。不来取时，则随同校样一并寄来写好地址并贴足快件邮资的信封。新潮社三次送作者三校。一校由刚出校门的实习编辑完成，凡疑难处均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工整地以谦恭的囗吻标出。外来语除日常常见者外，都要一一查字典核对。
约稿时，主编出面便宴，自然是用公款（日语叫作“社用族”），并提供优质稿纸。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文坛耆宿均喜挥毫弄墨，飞动秀灵、儒雅洒脱的文人书风，是名贵的书法珍品。如今作品发表后，手写原稿悉退还作者。作者有朝一日成名，收藏者不惜高价求之。
出版社为抢先出版热门选题，美其名曰“邀请”，让作者住进出版社内设施齐全的“招待所”，提供全方位服务，限期完成。吾友原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教师莫君，现侨居东瀛。他又是出书又是上电视，风头甚健，但其内容大部分与他专业脱钩。他被新潮社请入招待所，一日三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疲惫或灵感阙如时，曾约笔者前去聊天。笔者虽廉颇尚能饭也，却也难以完成陪聊重任，爽约了，以致莫君啧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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