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某教授论文，名曰《“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该文在引述前人论述韩愈“以文为诗”的现象之后说：“当笔者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以文为诗’并非始于韩愈，而是始于早韩愈400年的陶渊明。”这似乎是个有新颖发现的论文，所以，有些权威的报刊也予以转载。但其实，作者却有着前提性
所谓说韩愈、苏轼等中唐乃至宋人的“以文为诗”，其文和诗都是有着具体所指的，其文是指古文运动之文，其以文变革的诗则指至唐代形成和兴盛的近体诗。“以文为诗”的简单含义或说广义的含义，是指以散文的方法作诗，其内在含义是：用散行单句的散文笔法来稀释对仗、对偶、声韵严格的近体诗。为什么说它的针对性是针对六朝、唐以来的近体诗？因为，使用散文的方式写诗，原本就是一种客体的存在，中国诗歌在先秦两汉的时代，诗文之间的分野原本就不是很清楚，正如当时文史哲不分一样。《诗经》、《楚辞》也可以说是有韵的散文，而《道德经》《庄子》也会被视为“有哲理的诗”，到了齐梁之后，近体诗渐次形成，才形成与散文迥然而异的格律诗、近体诗。所以，陶渊明当然是一种“以文为诗”，这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陶渊明是在以宋人眼光中的散文来作诗，因为，在陶渊明的时代，从散文方式完全剥离出来的近体诗还没有形成，非纯诗是陶渊明写作的正常形态，谈不上什么“以文为诗”，更谈不上什么系统、自觉、有意识地“以文为诗”；若从狭义的角度来说，陶渊明则不是“以文为诗”，不是以当时的散文来写诗，因为陶渊明时代正是骈文盛行的时代，陶渊明若真以骈文为诗，也就不成陶渊明了，而是颜延之之属了。所以，钱钟书先生才会提出：“唐之前惟陶渊明通文于诗，稍引厥绪，朴茂流转，别开风格。……通文于诗”，是指诗文相通的自然状态，而不是“以文为诗”的经历近体格律陶冶之后的向散文自然的回归。这是准确的。
韩愈之所以绕过六朝和初盛唐，从遥远的陶渊明得到仿效的源头，是因为，陶渊明与韩愈，是正、反、合的关系，后者是前者否定之否定后的回归。希腊哲人说，“认识你自己”，作为诗史研究者来说，不能很好认识和把握诗史的宏观走向，则难免会出现《“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之类的高论，也许还会出现《屈原是“以文为诗”的源头》之类的高论。笔者在最近出版的《走出古典》拙作中，提出中国诗史三期说，即以陶渊明为标志，为前古典时期，谢灵运山水诗之后到宋代之前，为古典时期，宋代之后的诗歌是近代诗歌。前古典时期有两大特点，一是与近代惊人的相似，譬如两者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非纯诗，都是诗歌与音乐和散文的混合体，二是在前古典时期呈现着不断向古典时期演进的趋势，其中古诗十九首、山水诗与永明体的出现，则是其中的三大事件，对于近体诗的形成，分别从句有定字、字有定音以及讲究对仗对偶的诸多因素奠定了基础。由此观之，则不难明白，为何陶渊明会与中唐韩愈之后的许多文学现象相似。
由此而想到，古典文学研究者，不论其研究的对象是哪个时代，哪个诗人，若不能总揽全局，将文学史之流程了然于心，则难免有盲人摸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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