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飞鸿远去　浩气长存――读安德明博士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柯杨

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了由安德明博士撰写的《飞鸿遗影──钟敬文传》，作为敬文师学生之一的我，读来备感亲切。

这是一本附有大量照片的传记。它形象地展现了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历程，让读者对他如何从一个广东海丰公平镇的“小才子”成长为一个国家级的大学者，有了许多感性的认知与体察。照片是历史瞬间的定格，是人生旅途的印记，透过那一张张少有人知的照片，我们可以从中探寻主人公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他那辛劳一生的奋进轨迹。

这是一本引用了敬文师大量诗歌作品的传记。先生生前曾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几个字就够了！”这种自我评价与定位，深刻表达了先生的人生哲学与取向。先生早在1943年就透露出了自己的心声：“（诗）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因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绞缠在一起的。”他还说，诗歌“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正由于长期吟诗、大量写诗，便造就了敬文师豁达的诗人气质和纯真、善良的处世心态，甚至显出某种极其可贵的童稚情趣。他以文章阐理，以诗歌抒情，使我们几代学生群体，无不受到他那完美人格的熏陶。如今重温传记中所引用的敬文师的许多诗作，仍然被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这是一本摘录了先生与作者师生之间部分谈话记录的传记。我始终认为，在日常谈话中流露出来的具有闪光智慧的片言只语，其价值绝不亚于高质量的长篇宏论，它恰如蜂蜜，堪比醇酒，是思想的火花，哲理的精粹，最能展现谈话人学养的深度，也最能启迪闻者的思路。比如，书中所述先生对孟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一语的发挥；在学术理论研究上对“学习、凭借”和“创造、发明”的辩证理解和对“学贵自知”的高度重视，以及他的口头禅“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挂心”等等，都是他学术生涯和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成为学生们的典范与楷模。

这是一本引用了许多教育、文艺界知名人士对敬文师客观评语的传记。王蒙说：“钟老是一个纯真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启功称他为“伟大的书呆子”。季羡林、郁风等称赞他是“笃守善道，长授新知，不知疲倦，自立立人”的榜样。日本学者小岛璎礼写道：“我看钟先生的学问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个向别人敞开的、有修养的世界。这是民主的品质。”前苏联学者费德林则将先生比喻为一个毕生不知疲倦地拉着绷得很紧的纤绳的纤夫。这一切，都能在读者脑海里树立起一个令人崇敬的、立体的、活生生的学者的形象。

先生逝矣！如飞鸿远去，消失在那极目云天之外。但先生的事业和他的人格的影响力却是永存的。我多么希望青年学人们能通过这部传记的阅读，从中得到启迪和奋进的力量！

诗意的纪念――读安德明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李惠芳

捧读安德明君满含深情的新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心里升起无限的感动！传记不好写，名人的传记更难写。因为名人的生平、功业为众人所瞩目，研究者也很多，要写出新意而又不离传主的真实历史，谈何容易。

钟敬文先生是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有关他的生平、思想及贡献，不但可求证于先生各个时期留下的珍贵著述，也见诸不少学人的评介及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觉得，这本《飞鸿遗影》，依然是无可取代的。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对先生“诗性人生”的深刻认知、通透了悟和精辟的阐释。

很多人都知道钟老爱写诗，也知道先生曾对人说过他的墓铭最好写上“诗人钟敬文”。不过，多数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先生于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研究之余的一种从小养成的个人爱好，“铭文”也许是对这种爱好表达的极致吧。

可是，安德明的视线和思考却并未停留于此。先生毕生致力的是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事业，何以会对诗如此钟情、眷恋一生？他在先生身边求学问道10余年，耳濡目染，身历心感，特别是在用心研究了先生一生的际遇及先生的学问人生之后，他终于发现，先生之于诗，已经远远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文学爱好，先生所说的“诗人”这个字眼，其实还有“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作者语）。

作者充分注意到，钟老一生爱诗，从开蒙到辞世，终其一生，诗是他须臾不曾分离的最忠实的伴侣。在先生那里，读诗是一种赏心乐事，写诗是最自然的表达方式。1943年，先生在《我与诗――〈脚印〉自序》中曾经这样说过：“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伦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我觉得，安德明真正是读懂了先生的心语！

《飞鸿遗影》以客观、翔实的史料，以敏锐、用心的体察，纵览了先生一生的“旅迹与心迹”之后，真切而又雄辩地告诉我们：对先生而言，“诗人”早已不是一种职业或角色的标志，确切地说，它更是“一种生存的模式，一种人生的境界”，“是一种人生理念和人生实践，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操，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奋斗精神，一种伟大的人品，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作者语）。这些精辟的论述，让我们再次读懂先生。

钟老一生，虽然历尽风雨，可无论何时，无论在怎样艰险的环境中，他始终都会让自己保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一种为了实现某个崇高的目标而执着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作者语）。这是先生所认定的“诗人”必须要有的素质，也是钟敬文之有别于任何其他民俗学前辈学者的独特之处。

人是真的需要一点精神的！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他为发扬光大民间文化事业而矢志不渝的、无私的献身精神！《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在引领我们重温先生的生平、功业的同时，更让我们时时感受到那种一以贯之的浓浓诗情。这是为“诗人钟敬文”立下的一块心碑，一份永远的、诗意的纪念！钟老有知，应该含笑九泉！

走近钟敬文――《飞鸿遗影――钟敬文传》简介

■孟旭虹

2002年1月10日，世纪老人、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走了，这在熟悉钟老的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在钟老逝世两周年之际，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钟老的一部图文并茂的传记――《飞鸿遗影――钟敬文传》，以资纪念。

钟敬文的一生，刚好贯穿了20世纪。他的人生经历伴随着中国社会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与当时先进的思想文化保持同步发展。他自青年时代起，就不断地写作诗歌、散文，出版学术著作。他对民间文学情有独钟，是我国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也是较早地把民俗学现象看成一个由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组成的整体的学者，是一个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不仅如此，钟敬文的散文是一种平实的美文，他的诗极具浪漫情怀，在他的一生中不时闪烁着睿智而充满诗意的火花。《飞鸿遗影――钟敬文传》以时序为主线，全方位地记录了钟敬文的人生历程。全书分为“公平镇的小才子”、“‘五四’之子”、“二到广州――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新的生发求学扶桑”、“避地香江”、“半个政治家”、“在雪虐疯狂的日子”、“新的驿程”、“人生的诗与诗性的人生”等几个部分，最后的“尾声：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是对钟老一生最好的诠释。

全书脉络非常清晰，作者不仅以深情的笔墨真实生动地描述了钟敬文的求学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以及钟敬文在人生奋斗中的种种痛苦、失意与成功，他对个人情感世界及友情的独特体验与思考，而且展示了其所处的时代特色及社会环境，考察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对钟敬文的影响。随着书页的翻动，动荡不安、天翻地覆的百年历史也一页一页地翻过，读者读后，对钟敬文所走过的路便有了切身的感受，一个豁达、睿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图文并茂。书中收录了钟敬文的珍贵历史图照资料204幅，内容极其丰富。这些照片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几乎每一幅照片都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场景，细观每一幅图片所记录的内容背景，从中又能体会到其所包含的生活习惯、人文情怀以及社会环境，读来有着动人的沧桑感。这些照片对文字是一种极好的补充，提供了文字无法表达和描述的细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本书的装帧和版式经过精心设计。该书封面古朴，版式疏朗，印制精良，选用目前流行的异16开本，泛黄色轻型纸印刷，整部书的风格古朴典雅。一册在手，犹如与一个老友在交流。加之钟老一生的浪漫情怀、高尚的人格魅力，作者优美感人的文笔，使读者读之如沐春风，在感受钟敬文的同时，可从中悟出人生的真谛。

为尊师立传──评安德明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山曼

安德明博士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文图并茂的书，787mm×1092mm的开本也显得朴实而大方。钟老先生是我的师长，安博士是我的朋友，在钟先生去世两周年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感到安慰，也不免感慨。

一个人的一生有各种经历，思想上有各种变化，因此在众人的面前就有了各种侧面。一个传记的作者，一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传主（安先生在这本书中用了“传主”这样一个有表现力的词语），形成全书的系统。所以大多数的传记都是一个由作者的立场所摄取的一个侧面。面面俱到的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明先生是钟老的学生，他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都是本书的传主钟敬文先生。师生之间感情至深，这种师生之谊在本书的后记中表现得细致入微，分外地动人。而作者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更把这种深厚的情感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他说：“那是一种伟大的节操，一种宽广的胸怀。一种永远奋进的精神，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一种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很自然，老师的人格力量，便成了本书的主题。全书的文字都在着力表现钟先生人格力量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环境中的闪亮。作者还特别选取了钟先生91岁时写下的格言，将这手书的格言，放在书前插页：

正直、勤奋、澹泊。

在四周空白的空间，好像是立在广场上的一座碑石，昭示着传主的人生观，也传达着为先生立传人的心声。

作者强调先生的人格力量的可贵，更强调这种人格力量的现实意义。他在书前的“引子”中的一番话特别引人注目：

“20世纪末的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巨变中，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一股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潮，弥漫在许多领域，致使一些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变得支离破碎，而新的、统一有力的价值体系又未能及时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都因而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不少人在享受日益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在承受着心灵上极度的空虚和思想的贫瘠。社会的理想、道德和良知，在极度膨胀的物欲面前，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然而当社会中的许多人为利益所驱动而盲目追逐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仍然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思想，“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为了某种同民族健康发展直接相关的高尚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他们忍受着生活的清贫、世俗的冷落甚至讥笑，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前进着。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无论怎样的形势下，都会出现。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他们具体的行为可能会千差万别，但在精神本质上，他们都有着高度的一致，他们是时代的良知，是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健康发展和前进的一个重要力，是民族的脊梁。

钟敬文，正是这样一批人当中的一员。”

这里要人思考的是一个人的一生的业绩和他的生活道路对后世的影响。因此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

10年之前，当我为钟先生写的传记《驱路万里──钟敬文》出版以后，民俗学家、文学评论家刘锡诚先生看过了这本书，当面对我说：“山曼，你写的是一本文学传记，不是民俗学学人的传记。”我想了想，对朋友的评论心悦而诚服，点头称是。眼前安德明先生所作的这一册，虽然在资料的充实、行文的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我写的那一册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就内容和文字的形式而言，仍不掊文学传记的一类。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前辈，他在散文和旧体诗的创作上，都达到了少有人能够达到的高度，在学术研究上也涉及鲁迅研究、古典文学、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各个方面，但是他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他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民俗的行列，而且一往情深，在中国民俗发展的各个时期，他都亲身参与，做了许多名垂学史的事情。他高寿而健康，一直工作到99岁的高龄。他时刻牵挂着的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这样，他的学术活动处处都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见证。如果沿着钟先生学术活动的道路写成一本传记，将他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他的活动与整个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关系、他对民俗学界的影响的各个侧面不但作记录，而且作研究与分析，这应当是中国民俗学界很需要的一种著作。安德明先生正是作这样传记最合适的人。

我们期待着。

学苑一丰碑――评《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刘锡诚

记得钟敬文先生在世时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在他身后，如能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上“诗人钟敬文”5个字，他就心满意足了，可以安然地闭上眼睛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愿和心情。诗人是人类的良心，诗人是心灵的天使，诗人是思想的王者，诗人是读者的偶像。

诚然，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10年间，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尔不群、令人艳羡的成就，在后来的一生中，也从未放弃运用散文和诗来记录和表达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的《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等清丽婉约的散文，也许比他后来那些既深邃却艰涩的民俗理论拥有更多的读者。但从上世纪20年代末起，他却为在中国建立民俗学的理想和责任所激励、所驱使，几乎放弃了诗人和散文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当时还很冷僻的民俗学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寂寞而坎坷的羊肠小道。

钟敬文的百年人生中，经历过种种的危难与曲折，但他终于以信念和坚毅、勤奋和执着、宽容和平静相对，一次次从被政治抛掷的“仄径”与“险滩”中站立起来感奋起来，以其思想和智慧，在几乎是荒芜的学苑上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学术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镌刻着3个没有任何“高大全”的时髦形容词，却闪耀着持久光芒的桂冠：诗人、散文家、民俗学者。

青年学者安德明君撰写的这部《飞鸿遗影――钟敬文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以娓娓道来的娴熟笔法和信手拈来的丰富资料，记述和再现了他的老师钟敬文的多彩人生和学术生涯，诠释了矗立于学苑之上的这座丰碑背后的故事。读着这部诗人兼学者的传记，不由得令我想起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写的那首流传千古的短诗《纪念碑》里的那些词句：“我为自己树立起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它和人民款通的路径将不会荒芜，／啊，它高高举起了自己不屈的头，／高过那纪念亚历山大的石柱。”他不计较赞美和诽谤，也不希求桂冠的报偿。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有一批站在时代前面的启蒙思想家，以反传统的革命文化精神，举起了采集、研究、发扬、利用被封建的士大夫们所贬抑的神话、歌谣等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的旗帜，前者如蒋观云、梁启超、黄遵宪等，后者如鲁迅、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胡适、常惠等，一时间形成了一股震惊知识界的文化思潮。继而，茅盾、顾颉刚、董作宾、郑振铎、钟敬文、江绍原也先后参加进来，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加入到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的队伍和名单之中。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又有一大批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如凌纯声、芮逸夫、闻一多、杨宽，以及在延安的何其芳、柯仲平、吕骥等参加进来，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携手共进。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在不同阶段上对民俗学运动起过重大作用的学者和文艺家，或因工作的需要，或因个人的原因，或因政治时局的影响，逐渐转到了其他学术领域中去，而惟独钟敬文一人锲而不舍地在选定的民俗学园地里勤奋耕耘，直至百岁之时告别人世也同时告别讲台。由于种种原因，最主要的是因当“右派”的年月和长期政治歧视中耽误了和蹉跎了岁月，使他没有可能给后人留下大部头的专著（如传记中写到的《女娲考》），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但他审时度势，晚年着力于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科后继者――学生的培养，在这两方面所留下的遗产，无疑令我辈赞叹。总观全书，笔者认为，与其说传记所记述和再现的，是一位在荒芜的田园里披荆斩棘奋力拼搏躬耕了一生，且多所建树的学者，毋宁说，写出了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及其魅力。

概而言之，中外传记之作，要么是史传，要么是评传，仅此两途，概莫能外；而传记的作者，要么是门生，要么是外人，不出这两类。门生写老师之传记（如《飞鸿遗影》作者安德明写他的老师钟敬文）者，中外历史上并不乏先例，作者对传主生平事业的了解是局外研究者所不及或难及的。安著在对授业老师生平事业的叙述中，所以能如数家珍，所以能以情动人，所以能体味入微，所以有如父如子般的情怀，盖因他长期在老师的身边，除了听课受业外，还有种种外人不能体验的生活和情感的交流。但这样的作者，也注定了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在安著中，也隐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作者似还缺乏大家的手笔和气度，即既能充分地展现传主的人格、思想和成就，又表现出作者的评判的立场。在这方面，应该说，荣格是一个范例。他在写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传记时，就既表现出了他作为学生和事业继承人的优长，又兼备了一个评论家眼光和超越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素质和学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