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许算不上铁杆的金庸迷，但绝对算得上是金庸作品的爱好者。大学时代曾把整一年的时间奉献给了金大侠。虽然后来金庸的书看得少了，但对金庸的作品仍然是尊重的。但是，最近读到的一篇报道却让我对金庸产生了隐隐的担忧：金庸准备为青少年写历史书了（2004年4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5版：《金庸：我将写一部通俗
金庸认为：“唐朝是武人当政，所以唐朝并不是很好的时代。宋朝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以‘上朝’为例，唐朝宰相要向皇帝跪下磕头，宋朝却是皇帝和宰相一起坐着讨论问题，这已经体现了平等和人道。”说唐朝是武人当政是没有依据的，唐朝的历史很长，在中唐以前唐朝主要还是任用文官管理国家的，武人当政主要发生在晚唐藩镇割据时代。如果说这个问题还有些模棱两可的话，说“唐朝宰相要向皇帝跪下磕头，宋朝却是皇帝和宰相一起坐着讨论问题”就是一处让人啼笑皆非的硬伤了，因为，金庸完全把时代弄颠倒了。恰恰相反，宋朝以前宰相见皇帝议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坐而论道”，从宋朝开始，宰相见皇帝才从坐变成了站。
对于这一过程，《宋史・范质传》有明确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而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尊此制。及质等惮帝英睿，每事则具子进呈，具言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多，坐论之礼废。”关于宋朝宰相的从坐到站还有另一种说法，王定国《闻见旧录》载：“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座，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前后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宰相见皇帝从坐到站，是从宋朝开始的，这也是相权下降的标志。连朱熹也说过：“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方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即退，君臣间如何得同心理会事？”由此可见，到了宋朝，宰相入朝不仅没有坐位，连个案子也没有，“人道和平等”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这个错误实在太低级了，因为几乎任何一种《宋史》都有明确的记载。笔者绝非要对金庸吹毛求疵，人非完人，不可能事事都懂。但是，让历史知识全然没有过关的小说家去为青少年写《中国通史》，那后果实在太危险了；砸了著名小说家的招牌事小，把错误的历史知识灌输给缺少分辨力的青少年，贻害下一辈人，事情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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