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说，“看报看题，看书看皮。”然我们儿时读的书多是无皮的。书荒岁月，有书读便是福了，有皮也好，无皮也罢。
我家本是书香人家，父母任教，又皆好舞文弄墨，因之家里中外名著、古今经典不少。可惜的是书们“健在”时，我还年幼，只有对物质食粮的需求，对精神食粮无甚认识。等到刚刚得知“身在宝山中
刚刚吮吸到知识甘霖的我一下子断了顿，备感饥渴。一时间，凡能找到的字纸―――包括糊壁的旧报纸、包食品的旧书纸都被我“狼吞虎咽”了；那些文化馆发的演唱材料小册子，更是让我如获至宝。几年后，十几岁的我在三线文艺宣传队能将那些表演唱、鼓词、快板书、相声写得得心应手，想来应是那时打下的底子。
但这毕竟满足不了“饭量”渐大的我的无尽需求，我开始削尖了脑袋四处觅书。那天，突然发现邻家的一个大哥哥腋下夹了一本厚厚的书“鬼鬼祟祟”地钻进屋里，我连忙跟进去，连央求带耍赖地借到了这本书。这是一本无皮书，17页之前已不知去处（后来我才知道为了遮人耳目，当时地下流行的书都被进行了剥皮处理），还是外国的，好看死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它的书名是《十字路口的人们》，前苏联的书。我日以继夜地把它啃完了，更感到胃口大开。
后来，我又从大哥哥、大姐姐们那里弄来了许多无皮书，每每书到手，就顾不得吃饭睡觉，迫不及待地读它个底朝天。中学时一次在政治课时偷看无皮书，被老师发现没收了。下课后我跟到老师宿舍，软磨硬泡，结果不仅拿回了我那本书，还把老师没收的另几位同学的书也借了出来。这些书中有一本《苦菜花》，还有一本《高老头》，让人喜出望外。这位可爱的老师以后还和我们交流过看无皮书的体会，当然，那是后话。
一个暑假的一天，奶奶让我去买米。走到街上，碰到班上的一位男生―――也是一个超级书迷，其神秘地对我说：“喂，有一书海，敢下不？”我眼睛一亮：“怎么不敢？难道还怕淹死不成？”原来，“文革”开始后，县图书馆的书全被封到一间大屋里，任何人不得入内。前几天，这个男生到附近捉蝉，发现那书库有一窗栏杆是活的，于是偷偷钻了进去，取了几本书出来，看完后再去换，神不知，鬼不觉。我拿过他的挎包翻看着，天哪，有巴金的《家》，还有托尔斯泰的《复活》！那男生见我的馋样儿，讨好地说：“这秘密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了，你要是不怕就一起干，反正我也需要个望风的。”我当然义无反顾地上了“贼船”。“作案”时，我们“做贼心虚”地给自己打气：“窃书不为偷。”“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那天，当我背着半米袋书兴颠颠地回到家时，等米下锅、望眼欲穿的奶奶只好哭笑不得地拿起了擀面杖。
荒芜的少年时代，因了对无皮书的追逐而鲜活和丰富。至今想起，心中还暖阳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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