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林辰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了。林辰先生的远祖原系福建闽西（今福建长汀一带）人，其后代经商迁移至贵州定居。他于1912年6月3日诞生在贵州郎岱（今六枝）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祖辈曾有人应试科举，做过县官，后衣锦还乡，回郎岱置地购房，颐养天年。由于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到了父辈，家道日趋败落。
林辰原名王辉农。早年用过的笔名有诗农、施农、芝子、上官松、石筠等。而使用频率最高，又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则是林辰。此二字系由“农”的原繁写异体字之一“”字，上下分拆开而来。从1940年开始署用，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幼年的诗农进过两年私塾，其后进入郎岱县立高等小学，接受、学习到近代较新式的教材，于1924年毕业。翌年入贵阳私立达德中学，1926年又转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这时受新思潮、新文化传播影响，他有机会广泛浏览《语丝》、《莽原》等进步期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许多新文学名著。同时，他不仅开始学写白话文，投到校刊发表，而且更重要的是思想受到熏陶和启迪，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尤其对封建军阀统治下十分封闭落后的贵州现实，深感不满。1929年底离开贵阳，风尘仆仆地徒步半月去到较为开放的重庆。后乘船东下至南京，旋又前往上海。他在上海接触浏览了不少左联的文艺刊物和革命文学家的作品，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同时还认真研读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所有这些无疑都充实了他的学问，开阔了他的视野，提高了文学修养。
由于不满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败，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林辰曾怀揣友人的介绍信前去重庆曾家岩50号联系接洽，会见了徐冰同志。经再三申述请求，徐冰只好又写了封给董必武的介绍信。据林辰晚年回忆，1939年冬的一个上午，他冒着极大风险，只身前往四周被国民党密布特务进行监视的红岩村18集团军办事处，谒见董必武同志。董老热诚地接待了这位追求理想、向往延安的青年，语重心长地开导勉励他：哪里都可以学习、工作么，你在这里比在延安作用会大一些；留在重庆，可以自己的言行在青年学生中做很多工作。去延安的愿望虽然未能实现，但董老的亲切接待和谆谆教诲，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舞，令其终生难忘！直到年过古稀时，他还深情地回忆起青年时代的这件往事。
遵照董老的教诲，林辰留在了国统区，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与育人的工作。当时有不少青年学生受林辰的言行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共产党。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在《民主报》、《大公晚报》、《新生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反对日本侵略和揭露国统区政治腐败的杂文。
这一时期林辰还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运动。1945年2月22日，在陪都重庆，由文化界312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召开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停止特务活动等要求。这宣言由郭沫若起草后，秘密地、广泛地征集签名，富有正义感的林辰是该宣言的签名者之一。当这份得到包括文学艺术界、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300多位代表性人物有力支持的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在山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见了暴跳如雷”，“震撼了蒋家小朝廷”。（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走在民主运动的行列中》）不久，勃然大怒的蒋介石悍然下令解散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1947年1月林辰又参加了重庆市大中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大游行，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不与同中国》一文，抗议政府当局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同年夏，因在大会上痛切陈词，极力主张罢教、罢课，营救被捕学生而被乡建学院解聘，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过着没有保障的困苦流离的生活！
出于对鲁迅先生精神人格的特别景仰和其著作的异常喜爱，林辰在繁忙地从事教学、写作，参加重要社会活动之余，始终坚持阅读、学习鲁迅作品，搜集有关生平史料，甚至不辞劳苦，徒步二三十里地前往较大城市设法借阅20卷本的《鲁迅全集》，开始潜心研究有关鲁迅的生平史实。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林辰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和考证鲁迅生平、事迹、思想、著作的文章。如：《鲁迅与韩愈―――就教于郭沫若先生》、《鲁迅赴陕始末》、《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的婚姻生活》等等。这一时期，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写下的许多研究文字，有不少是直接在《新华日报》上陆续发表的，如《鲁迅在仙台》、《鲁迅归国的年代问题》、《鲁迅对三一八惨案的抗争》、《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等，产生一定影响。他的这些研究文章，由于史料翔实，考证细密，学风严谨，见解独到，论辩有力，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赞赏。
在发表这些文章的同时，林辰又着手《鲁迅传》的撰写，至1949年初，已完成了传文第八章《在钟楼上》，并应友人、著名作家、翻译家林如稷的邀约，在其主办的成都《民讯》上连载；由于政治形势的急遽变化，这部《鲁迅传》仅在1949年1月至3月的《民讯》4、5、6期上发表了开头的两章半而终被搁浅，未能一气呵成写完全部书稿。
重庆解放后不久，林辰先后出任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的教授和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此时，他以更加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自己所热爱的教学育人工作中去。他的渊博知识和严谨学风，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很快赢得莘莘学子的欢迎与爱戴！不久，他又赶赴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开始了后半生专门从事鲁迅著作的搜集、整理、注释、编辑工作。
1952年7月上海鲁迅著作编刊社迁来北京，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鲁迅著作编辑室。在冯雪峰同志领导下，他与编辑室同仁王士菁、孙用、杨霁云等专家一道，积极热情地参与了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1956－1958年版）的编注工作。其中林辰主要承担《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准风月谈》、《两地书》等五种和书信中的一部分。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出版，是鲁迅著作出版史上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为千百万读者提供了鲁迅著作的可靠文本，而且对普及鲁迅作品，开展鲁迅研究，弘扬鲁迅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
如同中国许许多多正直爱国、富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林辰在“文革”的政治风暴中经受了炼狱式的严峻考验。1969年阴历8月中旬，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们一起乘火车，千里迢迢地前往湖北，奔向咸宁附近的穷乡僻壤向阳湖。向阳湖期间，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繁重劳动是春天水田里插秧：天还不亮就起床，洗漱完毕，马上步行数里，赶到田头，旋即脱去鞋袜，赤脚下水，然后弯腰弓背，开始一整天紧张的插秧。傍晚劳动收工后，疲惫不堪，腰酸腿痛……他还和著名翻译家、鲁迅研究专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孙用搭伴，以第一流专家、学者身份充当一阵“放牛倌”。后来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又曾让他与具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光荣历史而又戴过“右派”帽子的著名诗人、作家冯雪峰一起，看门值班，夜间巡逻，负责保卫。
事隔约30年后，当《向阳湖文化报》的总编辑于某天采访林辰时，一向为人谦逊宽厚的林辰却说：“我们只是普通人，不值一提，但像冰心、张天翼、臧克家、楼适夷、冯雪峰、陈白尘等人在那里看菜地、放鸭子，却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位已故翻译家孙用是带着家眷去的咸宁，他很有才学……”
“四人帮”被粉碎后，林辰以60多岁高龄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中去。虽然年高体弱，他谢绝照顾，坚持整日上班；定稿讨论时，常常一边服药，一边出席会议，坚持参加全部讨论。为了注释条目的简洁、准确，在充分占有翔实可靠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他往往绞尽脑汁，思考再三，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直至修改到满意时为止。
为了报答组织的关爱，林辰主动请缨，承担起难度很大，较少为人关注研究的冷门课题：“鲁迅与古籍”。为充分挖掘、搜集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他不辞辛劳，风雨无阻，天天跑北京图书馆，常常成为该馆善本室的第一位读者。工夫不负有心人。正是在这里，他终于首先发现了不少长期被湮没的鲁迅手稿和题跋之类的佚文。如：《〈云谷杂记〉跋》、《〈百喻经〉校后记》，以及经鲁迅辑录或校勘的整部古籍：东晋谢沈《后汉书》与唐人的《沈下贤文集》等等。这就使编注研究工作均取得新的突破，也丰富充实了新版《鲁迅全集》所收文章篇目。
作为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参加者和定稿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林辰不仅重新校阅、修订了《故事新编》的注释，还参与讨论和改定了包括《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籍序跋集》在内的共22种鲁迅著作的注释。
1984年2月，林辰退休，但他仍坚持抱病主持编校四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本书在1999年出版。2001年，林辰又被任命为《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委员会成员。可惜因身体原因，他已不能参与实际修订工作了。
作为学者、作家的林辰，26岁时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的40年代是他的创作旺盛期。当年出版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野草》、《新华日报》等刊物报纸上时常能见到他的杂文、短论和研究鲁迅的文章。1942年林辰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解放初曾任重庆文学工作者筹委会副主任，西南文联筹委会委员，并当选为重庆市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过第三、四次全国文代会。他还曾被推选为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又受聘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顾问；推举为工程浩大的《鲁迅大辞典》的顾问兼编委。
林辰十分酷爱书籍。终其一生，他读书、淘书、购书、藏书、编书、写书，真是与书籍为伴，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晚年的林辰，有一次在到处堆满书籍的卧室兼书房和会客室中，于昏暗的灯光下，操着浓重的乡音，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过：“唉，小鼎同志，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买，就只会逛书摊、跑书店、买书……”
事实上他也确实终生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专注地搜求自己所喜爱的古今中外各类图书。其中除千余册线装古籍书外，尤以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所出作品和鲁迅著作的各种珍稀版本居多。内中不乏许多作家、诗人、编辑家、学者等现当代文化名流的签名本，如：叶圣陶、蹇先艾、冯雪峰、艾芜、孙伏园、许广平、周振甫、秦牧、邵燕祥、姜德明以及吴虞、周作人、梁实秋、胡也频、白采……等等。这些具有纪念意义和一定文物价值的文化名人手迹签名本主要来自两个不同渠道：一是友人亲自题字相赠；一是千百次淘自各种旧书店、书摊，日积月累获得的。历经几十年人世沧桑、特别是战乱和动乱而终得保存下来，确实难能可贵，其数量粗略统计达数千册之多。林辰生前就曾明确表达，日后将自己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如今，这个心愿已经实现了。
林辰一生治学严谨，厚积薄发。他留下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鲁迅事迹考》（1948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解放后1955年4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版，198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一版）、《鲁迅述林》（198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有《许寿裳文录》（1986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尚有经《鲁迅研究月刊》原副主编王世家细心整理的《鲁迅传》遗稿；此外还有生前早已编就而至今未能出版的以学术随笔为主的《跋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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