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由于主持《辞海》编辑出版日常事务的工作关系，常常有机会与几位高龄的硕学大儒――科学家、学者、作家接触，如年过百岁而神明不衰的夏征农，年近百岁的谈家桢，年过90的钱伟长、李国豪等等，因为他们是《辞海》的主编、副主编。每次召开《辞海》主编会议，“老中青”济济一堂，老是90以上的，中
《辞海》副主编中有一位颇为特殊的人物：中医名家裘沛然先生。说他特殊，一是因为他年近90但还没有“资格”进入《辞海》主编们的“高龄”行列，比夏征农小了12岁的裘老，在常人中也算是寿星了，早已可以颐养天年，而裘老不仅为人诊疗不辍，而且社会活动甚多，完全没有常人的“老”模样；二是因为其他主编的经历和学问或多或少有着西学的背景，而裘老秉持的则是比较纯粹的中学。
在中国大多数人看来，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境界，裘老当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当他面对诸如“连病情都还没有搞清楚，就在开那种效果模糊的中药治病”之类的责难的时候，就会义正辞严地说，“我们中医也是要搞清楚病情的，只不过方式和角度与西医有所不同罢了，西医把人看作是一部可以拆装的机器，中医则把人看作整体的人，因而治病的方式也不同”。又有人以为，中医是对急病毫无办法的“慢郎中”，裘老说，这是对中医的极大误解，中医也能处理急病。其实，中医和西医是可以取长补短、殊途同归的。西医也有一时搞不清病情，诸药无效的实例，中医或反可药到病除。裘老曾以《高热》为题记一例云：
记早年治一本市干部，高热不退，神志渐趋昏糊，烦躁不宁，脉数苔黄，各大医院中西药遍尝无效，乃延余诊治。傍晚至其家，径处一方，方中有大剂量桂枝、羌活、细辛并配合清泄里热等药，嘱服二剂。讵料至深夜予已进入睡乡，忽床头铃声乍响，询知病人之妻刘某电告，谓其夫热度甚高云云。余心知其意，因我方中热药颇多，而其夫身居高位，门下客既多，议论必多，以高热而用温药，无异抱薪救火，故夜有此电询。我听后很感不乐，告以我傍晚已处方，如有疑虑，可不必饮服。其妻人颇敦厚，告说我家笃信裘教授，此不过向你汇报病情而已。予简单回答，既信我方，即可照服，言讫即掩被而卧。隔一日又延复诊，其夫已离床下楼，安坐会客室，见我时笑容可掬，并深表感谢，谓服药二剂，身热已退，后乃续为调理而愈。盖长期以来，医者恪守前贤规矩，理法方药，井然不乱，而予则跳脱孟浪，不尽守前人藩篱，此案得验，亦幸中也。
裘老医术高明，从医70年，救人无数；从教半世纪，桃李满天下；著医论医案，编医书医典，著作等身。但大家未必知道，裘老喜欢与人把盏清谈，所谈内容，多半竟是孔孟之学，一般被称为儒学，裘老又称之为“人学”。他认为世界上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做好人。很久以来，裘老就有汲取孔孟儒学之精华，建立“人学”理论体系的愿望。他写了一篇《“人学发凡”内容提要》，提出为人的三大原则是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以为在这三大纲领中，“仁”是最基本的核心，“礼”是表现仁的一切行为的措施，“义”是衡量礼是否符合于仁的一个衡量尺度，故礼必须符合义，义必须体现仁。我祝裘老的这部《人学发凡》早日问世。
如同许多有旧学功底的老先生一样，裘老喜欢写诗，数十年来，乐此不疲，而且凡是他自己写过的诗，至今仍能一一背诵，并告诉你当时的背景。在他以浓重的宁波乡音抑扬顿挫地吟诵自己的诗作，赢得听者由衷的赞叹之时，他会“打油诗，打油诗”地谦虚一番。但你如果真的要他凑一首诗的时候，他又一定会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是绝不能做打油诗的”。的确，与时下不少凑旧体诗的人不同，裘老的诗是诗，有感而发而又诗意浓浓的诗，试读其《抗战胜利喜赋》二首：
极目狼烟遍九州，洗街屠郭万家愁。可怜举国狂欢夜，战骨如山尚未收。??碧血照春莱，八度花红罢哭哀。昨夜天风机上急，受降新送大官来。
又《夜游网师园》：
一曲筝琶半醉时，飘扬歌舞入幽思。东山月出风来夜，天外箫声入网师。
又《己卯除夕》：
白发来朝添几茎，青灯偏向岁除明。人从爆竹声中老，诗在梅花梦里成。今夜不眠待鸡唱，百年多事望河清。江山如此堪歌啸，唤起鲲鹏万里行。
立意甚高，韵味极浓。
最近，裘老将自己的诗文编成了一部《裘沛然选集》，上册分为文集、医论、剑风楼随笔三部分，下册分为医案和剑风楼诗集两部分。其中医论、医案和文集、随笔中涉及医学的文章，不仅实用，也很可读。关于儒学和“人学”的论述，其实是裘老的医学的延伸（在裘老本人或许以为他的医学是“人学”的延伸），意在救人病体的同时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可以发人深省。至于他的诗歌，是他在行医诲人之余交游揽胜之间所抒发的情感的结晶，吾等或以余事观之，在裘老却是得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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