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著名文史学家邓云乡先生曾盛赞夏仁虎的国学成就，认为虽无“国学大师”之名，却有“国学大师”之实。这是不错的。
夏仁虎，南京人，生于1874年5月24日，今年是夏仁虎先生诞生130周年。他是晚清的秀才、拔贡、举人，刑部、商部、邮传部的小京官。进入民国，他是北洋政府交通部、财政部的官员、国会众院
但夏老先生不仅是官场人物，他同时也是文坛人物。他已刊出的和仅见诸记载的著作，多达30余种，包括骈、散文稿，诗稿，词稿，传奇，小说，札记，地方志，教学讲义等等。其中《旧京琐记》、《清宫词》等极具史料价值，《枝巢四述》等极具学术价值，多种地方志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无需多说了。
何克臻此，这就不能不说到他走过的科举之路了。
科举制度始于唐宋，明清为甚，成为读书人争取“学而优则仕”的唯一道路。如果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如孔乙己，则不但是自己的心病，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料。夏仁虎的青少年时代处于同（治）光（绪）年间，自然不会例外。
夏仁虎生于书香门第，3岁开始识字，启蒙的是他的母亲。7岁就会对对子，伯父出上联“犬吠千门月”，夏对下联“鸡啼五夜霜”，可见他的早慧。儿时他还常常偷看小说。11岁师从江南名家陈作霖，学作文章。但他偏爱诗词，不喜八股。有一次他在雨夜偶得断句：“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陈伯雨谓有词意，于是有“两声词人”之号。一说是有一次赶上秋风夜雨，忽得句云：“篱外芭蕉，窗前竹叶，一般风雨，两样作秋声。”遂有“两声词人”之目。不过自幼“不喜八股”大概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应童试考秀才曾一再落榜。后来他回忆说：“余应童试亦再黜，至今思之，头犹作楚”。事隔多年想起来还头疼，真是印象太深刻了。
光绪十七年，夏仁虎这年18岁，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考中了秀才。古代学宫旁有泮水，童生考取秀才后，要到学宫明伦堂谒学老师，曰“入泮”。夏仁虎现在是光荣“入泮”了。次年，夏仁虎因岁考成绩优异，补上了廪生。这在当时更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清制秀才必参加岁考，考不好有可能被黜革，很严格的，所以过去有俗话说“秀才怕岁考，叫花子怕狗咬”。
如果岁、科两考考得好，取一等前列者，则可视空缺补为廪生。廪生岁发廪饩银四两，作为伙食费，因此廪生又称廪膳生。不过这廪膳生也不是白当的，他有职责，就是要为后来应考的童生作保人，童生如有冒籍、顶替、匿丧等情事被人攻讦查出者，就要唯作保的廪生是问，会受到斥革或停膳的处分。因此廪生亦名廪保。
光绪二十一年，22岁的夏仁虎，因其出色的才学受到当时江苏学政龙湛霖的赏识，被选送江阴南菁书院深造。该书院系光绪中黄体芳任江苏学政时所建，不课八股，而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兼及于小学、天文、地理、算法之类，是很有名的。夏仁虎回忆当年的“同院生多贵家子弟，酒食征逐甚繁”。夏仁虎和他们闹不到一起，“唯日坐藏书楼，泛览载籍，学识始少进。”
光绪二十三年，夏仁虎24岁。这一年对夏仁虎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甚至可说关系着他的一生。他参加萃科考试，成绩突出，录取为“拔贡”，有了直接去北京升学或作官的机会。唐宋本有“选粹“之制，“拔贡”之名始于明代。清制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称为五贡，而拔贡最难。萃科定十二年一次，于酉年举行。夏仁虎录取为拔贡，是他极感自豪的事。30多年后他提及此事，说是“萃科旧制，阅十二年逢酉一举，县拔一人，殆同汉之茂才异等，非唐宋明经榜所得拟也”。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戊戌政变就是这一年。25岁的夏仁虎按照规定，于头年向江苏学政领取了贡单文书，如期到京参加了戊戌年六月举行的朝考，又参加了在保和殿举行的复试，成绩不俗，由礼部按省开单引见，以七品小京官分刑部学习。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长达30年的官宦生涯。
不过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夏仁虎虽然为实现“入泮”，碰了一点小困难，后来的科举之路却还是顺利的。但他有遗憾，即没有出席过鹿鸣宴和琼林宴，也就是缺了举人和进士这两个学衔。按：鹿鸣宴设于乡试发榜后一日。唐制乡贡试已，养吏以乡酒礼会僚属，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以宴之。明、清两代，定乡举后设鹿鸣宴。他不甘心，终于在光绪二十八年还是不远千里从北京回到南京原籍参加八月乡试，取中了壬寅科举人，圆了鹿鸣宴的梦。可是进士和琼林宴终于无份。因为光绪三十年的甲辰科是最后一科，不久之后，所有乡会试、各省岁考、科考，也就通通停止了。
科举制度的利弊，非本文所要讨论。但夏仁虎在为官作宦之余，且又著作等身，则不能不说和他走过的科举之路是分不开的。
全家于夏仁虎先生（前排中坐抱幼儿者）七十整寿时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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