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关注着这场争论，并把这场争论提高到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的高度来认识。
抱着对文艺创作应该怎样写“大家可以讨论”的态度，胡耀邦接受了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随后，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文艺报》与有关刊物和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年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许多同志都指出，文艺界既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也要正确认识建国17年来文艺界遭受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
在推动上述讨论的同时，胡耀邦一直在着力倡导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这从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作为对“伤痕文学”争论的延续，1979年4月，广东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有人把新时期产生的描写“伤痕”的作品称之为“向后看”的文艺，认为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虽然主要在广东文艺界进行，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也引起了在河北石家庄军营里的青年作家李剑的注意。
此时，李剑还是个未到不惑之年的小伙子。身为文艺界人士，对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专制自然有同感，但是，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在党尚未对“文化大革命”、“反右”作出结论之前，就这样以“伤痕文学”的形式来表现历次的政治运动，这种做法是否符合于党的利益？会不会矫枉过正？年轻的李剑显然是做了思考的。而且，在这一年的3月，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一些人以为中央的方针变了，要“收”了。李剑在思考时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既然有思考就要说话，何况他是个笔杆子很好的“兵秀才”。
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被辱骂。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像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不能不说，这种风气是很不好的。
现今重读这篇文章，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首先是那种人们熟知的“大批判”的语言，那种给人戴政治帽子的语言。至于文章中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论述，则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只不过现今是以“正面”与“负面”来替代而已。但是，在当年极“左”路线确实需要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时代的变化，人们审美心理与文学观念的转变使这种论调早已失去了市场，这篇文章显然要惹起一场风波。
争论是分两派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了批驳。《红旗》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
这些观点，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的斗争实践和创作现状很不相符，同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背道而驰，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正如报刊上有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它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在这股冷风的后面，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艺界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对此，有必要引起重视，开展讨论，明辨是非，统一认识，以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进一步繁荣。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大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
现今看来，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来说，这场争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当年，以李剑为代表的不同程度的“左”的观点，说明“左”仍有市场，也说明对于文艺领域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正确的认识。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负责人及河北省的著名诗人、作家田间、梁斌和李剑等11人。还有全国文联、作协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及文艺局的同志等共20余人。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从9月4日至6日共开了3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并作了循循善诱的讲话。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3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内部思想上的争论，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躲开矛盾绕开矛盾是不对的。我们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键，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这个问题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就一个郑重的党对自己的错误应取的态度讲了四句话，其中就讲要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所以说李剑同志的文章不是偶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一定环境中产生的。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去解决问题，要犯错误。因此，我们不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也不要过分地追究河北省文联有关同志的责任。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开创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的新局面，把河北省的文学艺术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再争论、算账，这个账已经算清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商量几条措施；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重要事情出在河北省。李大钊在河北，可以写电影、戏剧嘛！“二七”大罢工，长辛店斗争激烈；梁斌同志写过保定二师的学潮；还有高蠡暴动、冀中暴动等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封建时代，河北省也出过许多英雄豪杰。7世纪有个窦建德，他是农民领袖，几百年后，直到明朝还有人写文章纪念他，毛主席曾表扬过他。曲阳县还保留着纪念他的窦王殿。河北省有建赵州桥的李春，有科学家祖冲之，有高阳的名医扁鹊，比华陀还早。刘六、刘七两位农民暴动领袖，率领队伍一直打到江苏。最早还出过赵武灵王、荆轲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几千年的文化，100多年旧民主主义革命，6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多少文艺题材待我们发掘！？河北省的文艺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河北梆子、皮影、丝弦、北昆等等，要我们整理提高，创作的路子宽广得很。要大力组织、鼓励创作，要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点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还有电影怎么搞，农村文化怎么搞，请你们具体化并作出规划。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准备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而吸取教训的文章。
在撰写本章的时候，我曾几次想采访现任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的李剑，但是，李剑在答应后又拒绝了。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关于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思考，他不愿意提，后来，在我的一再要求、并保证不写到文章的前提下，他讲了一些情况―――因为已答应李剑，所以这里只好割爱。谈到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李剑则兴致很高，他说：开座谈会时，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侧面，胡耀邦讲“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那段话，是指着我说的。李剑的兴奋之情，虽然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受到。
至于在座谈会的发言，李剑只作了简略的回忆。他说：我在发言中说，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当时，并没有逼着我作上纲上线的检讨。
在这场争论的两年多后，河北省作协理事会和改版后的《河北文艺》编辑部，在回顾、总结几年的工作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河北省前负责人思想指导中的左倾错误，给作协和刊物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寥寥数语，为我们提供了李剑发难文章在该刊面世的某些重要的政治背景信息。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正确路线，在当时个别地方和部门负责人中，是有抵制态度的，有的人甚至把三中全会路线称之为“逆风千里”，要出来“顶风”。李剑文章的面世，也提供了一个“顶风”的例证。
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第四次文代会茶话会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