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后，先后有受中共中央全权委托、全面主持鲁迅丧仪的冯雪峰，鲁迅治丧办事处主要成员胡风、黄源等人，现场目击者鲁迅之子周海婴，宋庆龄本人以及和宋庆龄有着长达42年战斗友谊、受宋庆龄亲自委托为其作传而获得宋庆龄口述资料的著名国际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均证实了宋庆龄于鲁迅丧葬前后捐出重金，
第一个见证材料，系与鲁迅并肩战斗数年的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胡风亲笔所写。在这份题为《关于鲁迅丧事情况―――我所经历的》（写于1976年11月16日夜，刊《社会科学》1981年8月第4期。发表前，梅志先生特地另注明道：此文“经我们两人共同回忆，基本上无大错的”―――笔者注）的材料中，胡风以一个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写道：
丧事两三天后，我去看许广平，看到茶几上放着包着一厚叠纸币的信封。上面写着孙中山式的粗笔划：“周同志”3个字，下面当有“丧礼”之类的字吧。
在这里，胡风证实了宋庆龄于丧事结束后确实捐助了数目较大的“一厚叠纸币”给了鲁迅遗孀许广平，而且，注明的正是“丧礼”而非其他。
胡风关于这“一厚叠纸币”的描述，极为形象、细腻。可见此款系由宋庆龄交由冯雪峰转交给许广平的。而胡风“去看许广平”时，冯雪峰刚刚离去，否则，这“一厚叠纸币”不会长久搁置于茶几上。冯雪峰交钱的日子可以定在10月24日这一天一早，也就是鲁迅落葬后的第3天。据冯雪峰本人回忆，由于担负着中共中央特派员的重要身份，冯雪峰没法公开露面，只是在丧葬结束后的次日，也就是10月23日，“我一个人去看了他的坟墓。”“第三天”也就是10月24日那一天，“我就因事被派到扬子江上的某地去。”临行前，冯雪峰在将宋庆龄的资助款交付后，还向许广平交代了出远门的事。
在发表《回忆鲁迅》20年后―――1972年，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证实了由他经手交许广平的宋庆龄资助丧葬费3000元（刊《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1976年10月出版）。此外，他生前还不止一次同长子冯夏熊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多位学者、资深编辑谈及宋庆龄资助许广平用于鲁迅丧葬3000元这一史实。这同迄今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许广平手写的一笔收入账几乎不相上下。
但，由于年代久远的缘故，笔者以为，冯雪峰所云3000元并非系一笔转交，而是宋庆龄先生在整个丧葬中累计捐的总和。这其中，包括前期委托沈钧儒购买墓地及于万国殡仪馆购置的高档灵柩的费用。
据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称：大量史实表明宋庆龄是一个从不刻意张扬的女性。宋庆龄十分清楚，冯雪峰是代表党中央行事，因而委托冯雪峰转交的方式最为合适。同时，宋庆龄此举也避免了许广平届时会以“鲁迅生前不同意”为由拒绝的尴尬局面。宋庆龄一生资助共产党人和中外革命者无数。
1981年6月3日，宋庆龄逝世5天后，黄源先生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宋庆龄与鲁迅》一文，则进一步印证了胡风的这一说法。该文开首部分写道：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那天，我赶到先生住宅时，宋庆龄同志已在三楼和雪峰、许广平、周建人商量治丧大事。雪峰凌晨5点钟就打电话通知她了。……雪峰和地下党同志所处地位，不能公开出面，一切重要的关键性事件，全仗宋庆龄主持和承担的。鲁迅的灵柩是她亲自去选办的，万国公墓的葬地是她去选定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他的描述同样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这就是迄今仍健在，自1939年4月就与宋庆龄并肩战斗深得宋庆龄信赖的著名国际友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爱泼斯坦先生在其所著《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第344页中这样写道：
……冯雪峰等地下共产党人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宋庆龄不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且亲自前往选择墓地，偿付费用并参加守灵。
之所以说爱泼斯坦的这个论述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因为他为宋庆龄作传，正是宋庆龄本人亲自托付所致。1980年9月17日，87岁高龄的宋庆龄亲笔（英文）致函爱泼斯坦，向他正式发出为自己作传的邀请。宋庆龄动情地写道：“不管怎样，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之后，相隔仅仅一周―――1980年9月25日，宋庆龄极为高兴地再度致函爱泼斯坦：
我的亲爱的艾培：
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的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我现在过于疲乏，不能经常地坐下来回答问题，但我随时都准备解答你想要问的任何问题……。
事实上，早在回答“亲爱的艾培”“想要问的任何问题前”，对于资助鲁迅丧葬一事，宋庆龄已经作出了确凿的回答。1977年―――“四人帮”粉碎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位胡姓学者专程前往京城宋庆龄寓所，请宋庆龄谈谈当年她与鲁迅并肩战斗的一些情节。对此，宋庆龄慨然允诺，深情地作了口述（由胡先生记录，发表时，又专请宋庆龄本人审核无误）。这就是标明日期为1977年8月2日，刊于《鲁迅回忆录》第一集中的《追忆鲁迅》一文。文中，宋庆龄回顾道：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刻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在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正是宋庆龄亲自委托沈钧儒办理购买安葬鲁迅的墓地，而不是许广平本人。当时许广平已哀伤过度，无数人的追忆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宋庆龄是要沈钧儒“买一块墓地”，古往今来，定购墓地都是要先付款的。
在查阅大量史料、经过更为严谨考证后，宋宏先生在其《共同为中国的新生呐喊―――宋庆龄与鲁迅》一文（刊《宋庆龄与中国名人》一书3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中写道：
……当时冯雪峰不便公开出面，经商量决定由宋庆龄和蔡元培等组成冶丧委员会负责办理鲁迅丧事。宋庆龄即请沈钧儒帮助在虹桥公墓购买墓地一块，还亲自陪同许广平到万国殡仪馆选择棺木，她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鲁迅的爱戴，拿出自己的数千重金，帮助购得一具上面镶有玻璃的棺木，以便使广大群众得以最后一次瞻仰战斗了一生的鲁迅遗容。
宋宏先生的这个结论，与笔者在下文引述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在1981年6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一则悼文中的亲见描述，竟是何等的一致！
1981年6月4日，作为现场目击者的鲁迅之子周海婴怀着极其真挚的情感，同样记忆犹新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沉痛悼念宋妈妈》一文，周海婴写道：
父亲去世后，宋妈妈任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帮助料理丧事，亲自陪同我母亲和我到万国殡仪馆选棺木。馆里有各种棺木，宋妈妈考虑到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父亲的爱戴，拿出数千重金，帮助购下一具有玻璃窗口的棺木，能让上万群众得以最后一次告别战斗了一生的父亲的遗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妄想破坏父亲的葬礼，以怕扰乱秩序为由，不准按原路线进行。幸而葬礼有宋妈妈参加，“当局”不敢肆意阻拦，队伍在四点半到达万国公墓。下葬前宋妈妈和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前辈作了安葬演说。葬仪进行中，宋妈妈始终紧紧地扶握着母亲的臂，支持母亲一步一步地前进，支持母亲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战斗下去，完成父亲的事业。您最理解一个同样是失去了伟大丈夫的妇女，在险恶的旧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同黑暗势力进行艰难的斗争。
行文至此，笔者还要大书一笔的是，宋庆龄不仅花费重金用于鲁迅丧葬，而且早在鲁迅病重时就给予了鲁迅极大的关怀。1936年3月2日，鲁迅“骤患气喘”，宋庆龄闻讯后深感忧虑。3月23日鲁迅收到“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5月16日鲁迅病又发，16日后连续发热并气喘，自此日见沉重，这更使宋庆龄焦虑万分。后来，冯雪峰告诉宋庆龄：正与史沫特莱商请沪上最好的外籍肺病专家诊治。然而，5月31日的诊断结果却极遭糕，随后病情迅速恶化。宋庆龄获知后顾不得自己刚刚割治阑尾需卧床休息，立马给鲁迅发去了一信，表达了她对战友的高度关切之情。
据了解，当时宋庆龄还为鲁迅准备了一笔住院医疗费用。
在此期间，宋庆龄一直紧张地关注着鲁迅的病情发展。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四处托人，设法在上海江湾找到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供鲁迅疗病静养，而且，宋庆龄业已表示，叶家花园租金由她承担。然而，由于鲁迅的拒绝―――正在紧张编选和联系印刷出版亡友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鲁迅表示一刻也不脱离战斗岗位。从而使宋庆龄的努力未能奏效。但从中，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宋庆龄对鲁迅的一腔真情所在。
（摘自《世纪》2004年5月号，秋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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