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神》 （7卷本）郭延礼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97.00元
百年文学研究的传统对象是作家、作
《中国文学精神》是山东大学“211工程”重点立项课题项目。山东大学向以深厚的文史传统卓立于大学之林，主编郭延礼先生是以3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和多种文学研究著作为学界所知的著名文学史家，与本书7卷的各位作者，都是山东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点的专家教授。由有这样一个背景支持的学术队伍，以5年甘苦，不懈努力编撰而成的《中国文学精神》，是一部名副其实、大一统而能深细的创新之作。
《中国文学精神》的《总序》说“文学精神就是以文学为载体，从中抽绎出来的有关文学的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造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笔者相信，在这样一个极易见仁见智的问题上，此说不可能定于一尊，但是，从不致流于过分玄虚而易于把握的意义上说，这是多卷本《中国文学精神》一书关于其研究对象与范围的正确的界定与聪明选择。这部书虽然由多人合作，却无不贯彻了《总序》关于文学精神的基本思想，而又各有其枝蔓。
比如，先秦卷既探讨了当时文学因未独立成科而存在的泛文学化现象，又以这一现象为基础，概括、描述了其时文人的现实精神、他们对善美的追求，以及重抒情的许多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浪漫精神；汉代卷以准确把握各体文学的精神风貌为基础，提升出其时文学富有人文精神和事功精神的基本特点，并论述了汉代文学包容精神与创新精神的统一、浪漫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结合等问题；魏晋南北朝卷侧重从文化与人生的角度探讨文学精神的发展变化；唐代卷侧重从诗人心灵―――意识出发，把握和描述唐代文学中所贯注的情思意气及其呈现的审美境界和感情格调；宋元卷基于当时理学文化隆盛和市民文化崛起的时代风尚，重在凸现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和金元文学雅俗交融、自娱娱人的精神，并重笔书写了南宋文学爱国精神的高扬及其文化意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不同，文学精神当然在不断变化。我们欣喜地看到，各卷作者都能紧扣各个时代文学的总体特点，反复斟酌，谨慎落笔，提炼、概括出各代文学在“精神”层面上的要义。他们固然不能不从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的事实出发，但是，读者自可以感到，其所关注已不在这些事实本身乃至事实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描述，而在其所含蕴上述“文学精神”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真正关于古代文学形而上之“精神”研究的学术创新之作。
《中国文学精神》7卷计150余万字，这部书各卷深入贯彻《总序》关于文学精神的基本思想，而又各有其枝蔓的共同风格，也就是我们要称赞的“大一统”的特点。这对于由一人主编而成于众手的系统学术著作来说，是重要而难能的。在笔者看来，另一方面重要而难能的地方，还在于它贯彻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文学是人学”，而文学的精神即人的精神，也就是人类生存延续的基本信念，它决定于每一个体及其时代对生与死、身与心（或灵与肉）、我与人（或个体与群体）三大关系的理解。而这三大关系的核心或本质是人与天的对立统一即“天人之际”，进而有“古今之变”，社会人生之异，文学精神的多彩多姿。笔者高兴地注意到，在贯彻《总序》关于文学精神基本思想线索的同时，几乎各卷都注意到这一核心问题，如先秦卷第一章《惟人万物之灵》，汉代卷第一章《天地之性人为贵》等，就是从人－天关系展开的；而魏晋南北朝卷《概说》在讨论过山水田园诗中“自我因与永恒的化一而变为宇宙之我”的“审美精神”以后，又敏锐地发现了志怪小说“虚幻地演绎出百姓寻求天人合一的心路历程”，唐代卷探究当时诗人的生命意识、进取精神、自然情怀、忧患意识，同样着眼于天与人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使本书关于文学精神的探讨实际提升到了文化哲学的层面，因高屋建瓴，而愈显其七弦合奏，八音克谐的高妙。
《中国文学精神》提升到哲学妙悟的高超视点，使全书从文学的事实生发文学精神的论述，总能给人以“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感觉，而最突出是其深细论证中体现的诸多大胆创新之点。如魏晋南北朝卷论“曹操之‘奸’，表现出一种大胆的叛逆精神”，唐代卷论市民意识对文学的渗透，宋元卷论宋初诗歌三体各自的得失，明清卷论“俗文学的崇雅”特别是《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内涵我们的大众还不具备接受的内力”，近代卷论进化论的传入对文学革新精神的刺激等，都堪称卓识或能发人深省。
总之，《中国文学精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虽然因其为开山之作，不免略有草创未周之处；又因其成于众手，各卷或一卷之不同章节之间，难免有风格水平的参差，但是，比较总体创新的成就，只是美中不足。而且毕竟“丹青难写是精神”，一如孙之梅教授“曾数次推翻修改方案，甚至把写出来的近十万字的稿子毁弃，最后才确定了……提纲”的苦心经营，该书主编与诸位作者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其仍有所不逮，实是望道未至，而不必苛求，或待于将来，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