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精神》 （7卷本）郭延礼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97.00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人们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本质上是以我们自身的认识为基础的，是主观地选择和使用自己的认识系统和判断系统来筛选、整合客观纷繁复杂的事实，达到对于客观事实相对稳定的、较为系统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编写者思想的先进与否、史识的深刻与否，是影响乃至决定所写文学史学术层次高低的关键。《中国文学精神》在这一方面，基本做到了角度新颖，思想深刻。在哲学上，“精神”是相对“物质”而言的。在社会活动中，文学家的精神相对文学活动，时代精神相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活动，具有支配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从“文学精神”研究中国文学史，实质上是从一个重要角度切入文学史，抓住了中国古代文学活动的主线，高屋建瓴，纲举目张。
“精神”或“文学精神”，体现出古代作家和各个时代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内涵丰富而又相对宽泛，不易清晰把握，必须防止演绎概念的空洞，必须与古代文学史实紧密结合。《中国文学精神》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由“精神”到“文学精神”再到“中国文学精神”，努力达到思辨的全面性；将笔墨集中到中国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人文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哲学思潮、文化思潮和社会变革，作家的人生态度、人生追求和人格力量等5个方面，努力达到思辨的具体性。这种思辨的全面性与具体性的统一，特别是注重这种思辨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活动主潮的统一，注重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活动主体与各个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关系的考察和梳理，体现出编写者思想的灵动、敏锐和深刻，使得全书充溢着哲学思辨的色彩。如《先秦卷》对于先秦文学“泛文学化”现象的揭示和分析，指出泛文学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精神生产、特别是纯文学的生产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分类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学科分类的程度；创作方式上都是集体创作的产物。就具体表现来讲，泛文学化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化要求和非文学作品的文学化表现二个方面。因此，“正是因为先秦文学的泛文学化，文学的分野部分重合在历史的、哲学的分野之中，文学的创作也主要融合在历史的、政治的要求之中。这样，文学精神的表现也就……混合了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精神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社会、文化精神的色彩。这就使得先秦文学的文学精神减少了几分文学的浪漫，而充满着一种讲求实际的理性。”由这样的基本认识进入先秦文学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形态和内容构成的分析，较之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的表述，较之一般的“先秦理性”存在和表现方式的分析，显然更为深刻，更为透彻。
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对象是历史的、客观的文学史本体。在主观上想像出文学发展史的规律，再找些材料来加以论证和编织，这种文学史已被历史所否定，也被学术界所唾弃。尽管我们无法还原原生态的文学创作，也不能重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但决不能因此否定文学史的客观性。在丰富而复杂的文献史料中剔抉耙罗，从中寻找和梳理出文学发展历史的主线，尽可能正确而又准确地描述出文学发展历史的轨迹，正是文学史工作者的学术责任。《中国文学精神》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征引广博，基础丰厚，实事求是。此书的作者们都能将宏观的思辨与微观的细致分析紧密结合：构建基本文献史料和前人学术研究二个基础平台，在精细研读作品、广引史料文献、博览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达到现象的、规律的哲学性分析和归纳。从题目上判断，本书的重点应是文学与外部社会文化思想和社会思潮关系的研究，但作者十分注意社会思潮与文学本体的结合，也可以说就是从文学本体出发，结合外部社会文化背景作深入一步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动因的研讨。所以，新论、新见叠出，特别是时常能够在一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新认识。如《宋元卷》对于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与理学的关系，宋元俗文学的价值取向等问题的论述，如《明清卷》对于明清复古与新变的内在本质和时代追求，明清文学在审美情趣上有着通俗文学崇雅和传统诗文尚俗的二种倾向等议题的分析。当然，所有这些认识或可进一步斟酌，但他们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和所揭示的文学现象却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
特别应指出的是作者的编写态度十分可贵：决不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而是十分真实、坦诚地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及其结论表达出来，态度端正，认识清醒，风格平实，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义。如各卷的《概说》都总述其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基本认识，毫不文饰，绝不装腔作势。又如对于极易引发不同意见的“文学精神”，主编郭延礼先生就详加论述、考辨，明确了基本概念的内涵，建立了全书的逻辑体系，以此避免由于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可能造成的歧义。特别是在《后记》中，作者甚至将研究和写作中感到的困惑、还没有理清楚的问题都和盘托出，呈现给学术界，希望以此引发大家的关注和讨论。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学术的“大气”，一种基于学养深厚的气度，也是一种真正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宽广胸襟。
关于文学史的讨论已有20年了，本身也成为了一段历史。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理论讨论可以开拓学术视野，可以深化对于问题的思考，然而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优秀的文学史的实际写作之中来。《中国文学精神》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可贵实践。不是说书中的论述和结论都对，也不是说没有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的地方，恰恰相反，有许多问题仍是值得研究的。但这项工作确是卓有成效的，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于文学史的认识，有助于推进文学史理论研讨的进一步深化，可以为文学史编写的进一步提高和完美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和平台，因此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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