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从30年代参加“左联”、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始，到1984年患病住
周扬同志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被称作“红色的三十年代”，也是在全球性左倾思潮弥漫的革命时代，走上了革命与文学道路。在惊涛骇浪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横跨新旧两个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时期。他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他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一生走着曲折的道路，他长期受个人崇拜思想的束缚，宣传过“左”的政策，整过人。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后，周扬同志对既往有了痛切的反思，并从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自己过去的所为，总结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我看来，这种痛切的反思，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认识。在那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作为一位“人性回归”的理论家，他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由此，周扬同志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敬重；他的人生道路成为学者们描述的重要内容；他的思想轨迹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热门话题。
要历史地认识周扬同志，研究周扬同志，并由此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经验教训，周扬同志的著述当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领导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牵头，就组成《周扬文集》的编辑班子，开始搜集整理周扬同志著述的工作。从后来成书的《周扬文集》来看，编者是下了功夫的，能够体现周扬同志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的不同时期的著述，大都网罗其中。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套文集的编辑工作就没有可以检讨的地方。
在《周扬文集》编辑过程中，周扬同志因为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不管是从当时还是现在来看，这篇文章都是振聋发聩之作。但在当年“左”的阴影还未散尽的情况下，周扬受到了一些权威的批评的指责。《周扬文集》的编辑工作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到《文集》最后出齐，竟然历经了15年的漫长时光。因为有了这样的波折，能够基本上反映周扬同志在新时期以来思想轨迹的《文集》第5卷，才印刷了区区700册，周扬同志新时期以来的很多讲话和著述也并没有尽数收入其中。这也给研究新时期的周扬同志，研究党在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造成了诸多的不便。
我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工作了多年，因不属于文艺界，与周扬同志的交往并不多。但新时期以来，不论是在新华社、《光明日报》社，还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岗位上，我对周扬同志的讲话是关注的，也能很真切地感受到他对历史痛切反思的思想轨迹，我是热烈赞成这种深切反思的。他的《文集》陆续出版后，我也翻看过。上述所说的《文集》编辑中的不足，是当时就感受到的。
1996年徐庆全同志开始围绕周扬来对意识形态作一些研究。徐庆全同志是个年轻人，与我交往较深一些，他把一些想法时不时地和我谈谈。我认为，他的这种研究是有其独到的意义的，我也给他一些鼓励，并为他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关于对《周扬文集》的一些看法，我和他也交谈过。其后，在徐庆全同志进行的连续四五年的采访过程中，他把搜集周扬同志的著述当作了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由于他的努力，几年下来颇有收获，竟然搜集了新时期周扬同志著述近70万字！其中约有一半是《周扬文集》第5卷未曾收录的。
我很看重周扬同志这些未刊过的，或者虽然发表过但十分零散的著述，相信这些新的资料对研究周扬同志，对客观公正地回顾我们的历史，都会有重要的帮助；我也很看重徐庆全同志努力得来的成果。因此，当他说要汇编《周扬新时期文稿》出版，我是十分赞成的。我对周扬同志虽然敬重却没有什么研究，只能拉拉扯扯地写了上面这些，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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