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波伏瓦30岁，在巴黎的莫里埃中学教哲学，此时她已与该中学的另
22岁的博斯特是巴黎的一个大学生，他是牧师的儿子，家中有10个孩子，他最小。萨特在勒阿弗尔中学当老师时，他曾是该校的学生，特别喜欢听萨特的课，他深深地被这位年轻教授的风采和才能吸引住了，萨特常常抛开讲课提纲，把学生们带到小酒店去讲黑格尔，还在操场上和学生们练拳击。中学毕业后，博斯特跟随他所敬仰的萨特，来到巴黎，并出入萨特的小圈子。
波伏瓦很快就发现，萨特的这个崇拜者，不但聪明英俊，而且和她有着相同的爱好：远足。于是他们经常相约，一起徒步远游，在小路上甚至一走就是8个小时，10个小时，简直疯了。波伏瓦好像永远都不会累似的，而博斯特也装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不落在后面。共同的爱好和长期的相处，使他们在感情上越走越近。7月的一个晚上，他们来到了蒂涅山上的一个谷仓里，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由于波伏瓦与萨特曾有“透明”之约，她很快就写信给萨特，把这一“事件”告诉了他：“我遇到了一件极为有趣的事情，出发时我并没有预料到――我和那个小博斯特已经睡了三天……我盯着他傻笑，他问我：‘你为什么笑？’我说：‘我在想，如果我提出来要跟你睡觉，你会怎么样？’他说：‘我还以为你在想：我想拥抱你而又不敢呢！’”她还向萨特承认说：“当然，是我先提出来的。”
萨特得知这件事后并没有太激动，他信守自己的诺言，没有干涉他们的关系，但博斯特此时仍与萨特圈子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奥尔加・科萨基耶维茨保持着亲密关系，而且难以割断，所以，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只能是“地下的”，悄悄地进行。但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波伏瓦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爱你――这种爱不是假期之爱，也不是一夜情，而是我愿意承受其痛苦如同我愿意享受其快乐的巨大爱情，是我愿意全身心投入的爱情，它沉重而宝贵，有时使我喘不过气来。”
1938年11月，博斯特参了军，两人不得不分别，但他们几乎每天都通信。他们在信中无话不说。博斯特讲述他的军中的生活，描述了自己在雪中和泥中狼狈地跋涉和训练，而波伏瓦则在信中告诉他巴黎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风波。“两地书”持续了两年多，1940年，博斯特回到巴黎，与波伏瓦一道，在萨特的领导下，参加了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随后，他赴前线当战地记者，写了许多通讯和报道，并在波伏瓦的影响和鼓励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战后，博斯特在法国著名的《新观察家》周刊当了15年记者，1946年，他在加缪的帮助下，出版了他惟一的一本著作《最后的职业》。1996年，74岁的博斯特在巴黎去世，临死之前，他把波伏瓦写给他的信交给了西尔维。
西尔维－勒蓬14年前曾出版过波伏瓦的《给萨特的信》两卷，7年前又出版了波伏瓦与她的美国情人尼尔逊・阿格伦的《越洋情书》，在许多国家都大受欢迎，我国也出版了中译本。勒蓬这次整理的《两地书》收集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在1938年至1940年间的来往信件，虽然近千页，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收全，因为波伏瓦前期的部分信件已经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