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女性的两难困境(图)

　　法国诗人瓦雷里在《司汤达》一文结尾处写道：“关于司汤达的话，说不尽道不完。在我看来，这就是至高无上的褒奖。”这句话也适合张爱玲。近些年研究张爱玲身世、作品的书籍

我读张爱玲小说轶作《同学少年都不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可说是一则以惊，一则以叹。惊者，“惊艳?之谓也；叹则是惋叹，或曰扼腕之叹。我没料到张爱玲在她文学生涯的后期还会有这样的力作，我不同意现在大报小报上看到的艺术评价，我以为它虽然不及早年作品的丰润流丽，但那种枯瘦简淡的文词背后的俗世影像与沧桑感悟，以及对于人心的单刀直入式的尖刻而精准的剖析，比起她创作盛期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她不曾将这篇作品“搁开?，而能连续写出几部这样的小说，那么，一种新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准意识流式的）“晚期张爱玲?风格或许就能确立。这对于中国小说发展史，决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风格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极端的含蓄和简洁。粗看平淡无奇，细一推敲，就会发现容量惊人，有时一句寻常的话里竟能挖出无穷无尽的东西。这得之于她自小心仪的《红楼梦》，但更得之于她晚年花过大功夫的《海上花列传》；而与李健吾先生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文风上竟也有一种奇异的妙合。

小说以中年女性的眼光回味当初住读贵族女中时期的青涩生涯，而又与后来的变化万端的漫漫人生对照着写。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女中时期那种泛化的同性恋倾向。但小说女主角赵珏后来反思当年的情感，便发现那时其实相当幼稚，更多的只是“天真的单恋?，与在美国看到的同性恋真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那是少女们到了青春期，内心有一种情感的萌动，周围又没有异性交往，于是会对女伴（或对同性的师长）产生一种虚拟的爱恋，这在女孩的成长中往往是难免的，而在女子中学的特殊环境里就更普遍了。作品坦率而真切地写出了这一“难言的奥秘?，恰如别林斯基所要求的那样，它“真实到了令人害羞的地步?。

但这并不是小说的全部。当年的同学――赵珏和恩娟，后来有了很不相同的人生经历。恩娟嫁给了犹太人李外，两人说不上有什么爱情，“当然性的方面是满足的?，在赵珏看来，“至少作为合伙营业，他们是最理想的一对。?他们生了几个孩子，后来李外的境遇越来越好，居然进入美国政界做了高官，恩娟自然得意非凡。赵珏对于爱情则不愿妥协，她宁可为抗婚而退学乃至脱离富裕的家庭，后来跟一个朝鲜商人跑单帮，再后来嫁给了美国大学的一个华人教师，她始终认为：“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赵珏的婚姻并不如意，后来与丈夫也分手了，但她一直保持着自尊自爱，并小心地不受任何人的利用。书中最为警醒的，是她们两人各自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后，终于恢复了联系的那次谈话。因偶尔说及当年另一位同寝室女生芷琪的婚姻生活，恩娟带点狠毒地数落芷琪的丈夫，指责让她结婚的哥哥，还动情地说：“她那么聪明，真可惜了。?说得几乎掉下泪来。虽然明知道学生时代恩娟对芷琪有过同性的“单恋?，而这么多年后恩娟的态度，仍让赵珏感到了“震动?。过了好些日子，赵珏才算想明白“她为什么骇异恩娟对芷琪一往情深?。她记起了自己从前也有过一个同性的“单恋?对象，后来因事而“反感?，中断了交往，但反感并不等于“淡漠?；二战后自己在兆丰公园远远地看到她时，却非但没打招呼，而且“完全漠然?了。为什么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恩娟却做不到呢？她写道――

与男子恋爱过了才冲洗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

难道恩娟一辈子都没有恋爱过？

是的。她不是不忠于丈夫的人。

赵珏不禁联想到听见甘乃迪总统遇刺的消息那天……她正在水槽上洗盘碗，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

“甘乃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

原来赵珏当初的“震动?和“骇异?，在于她直觉地发现恩娟其实一生都不曾有过真正的恋爱；她与丈夫之间这么多年的“合伙营业?，也还不足以冲淡“她们从前那种天真的单恋?。这样看来，得意非凡的恩娟事实上非常可怜。关于“甘乃迪”（即肯尼迪）的联想更说明问题：他一生轰轰烈烈他却死了，我在洗碗我还活着。这洗碗者不只是说赵珏自己，更是用来影射恩娟的，因其“忠于丈夫?的婚姻虽然“活着?却不会有真的幸福。作者笔墨的含蓄有力，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赵珏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她也得为改变即将到来的贫困境遇而努力。所以，当她“在时代周刊上看见恩娟在总统游艇赤杉号上的照片?时，那种“当头一棒”的感觉，还是“够她受的”。作者写出了人世间女性时时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如此看来，张爱玲在小说题目上，将老杜原诗“同学少年多不贱?改一字为“都?，必定不是笔误，而是故意为之。因为她们当年住读的是“贵族?女中，当然“都不贱?（虽然此中也充满反讽）；但后来呢，后来进入了漫漫人世，只怕都“贱?了。一个“都?字，点出了女性的两难困境的难以逃脱，小说的深意正在于此。不过“贱?字也未必完全是贬，它在这里的本意，其实就是张爱玲倾其一生予以关注的“世俗?，或“俗世”。

以饱经俗世沧桑的眼光观照当年女中生涯，当然可以将少女的幼稚、单纯和尴尬看得很透；以女中时代的心理作对照，则更可看出今日人心之复杂、世故与难以相通。作品虽是小说，却有着极强的自传性（它写成之后被作者“搁开?，恐怕也是因其过于纪实的缘故），所以我们不妨视此为上世纪70年代产生于海外的又一部“朝花夕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