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文艺复兴”的观念上，英国史学家约翰・埃丁顿・西蒙兹［1840―1893］是唯一可与这个观念的创造者布克哈特相比的人物。西蒙兹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古典文学考试名列第一。他醉心于古希腊和意大利文化。1863年，他的《文艺复兴》一文荣膺英语散文奖。他翻译的迈克尔・安赫洛・坎帕内拉的十四行诗，和他自己的
西蒙兹在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之前即已撰就首卷《暴君的时代》。该卷论述14至16世纪初期意大利政治形势，不仅内容与布书的第一部分巧合，而且两人的观点也惊人地相似。他们都从意大利自治制度，从无法无天的暴君国家那独特的政治史里找到了特殊天才的起源，也同样从王子及其臣民身上看到了前所未闻的自信与个人主义。
与布克哈特一样，个人主义是贯穿西蒙兹全书的主题，他的第二卷书以“文艺复兴之人”开篇，这部分读来恰似是对布克哈特的第二部分“个人的发展”的重写。这一卷的其余部分论述学术的复兴，主要取材于沃伊特，但对古学复兴在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中作用的见解则与布克哈特相同，也认为古代复兴仅仅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仅仅起了指导作用，而非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如此，它乃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是“15和16世纪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消极作用是阻碍了意大利民族文学的自然发展，但它却为后人带来了积极的成果：“倘若意大利民族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自由学术的复兴中去，我们将难以想象现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种复兴只能发生在意大利，只能发生在意大利人的性格已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的时刻。然而，西蒙兹对人文主义的定义，与其说接近布克哈特，倒不如说带有几分黑格尔主义的色彩：“文艺复兴之人以正确的直觉，把丰富的学术题材统称为LitteraeHumaniores―――更具人性的文学，或使之人性化的文学。”“人文主义的本质存在于一种崭新的重要知觉即将人的尊严视为摆脱神定论的理性存在，它进一步存在于这样的认识：单是古典文学就可展示具有丰富的智识和道德自由的人性”。
这些决定性因素自然会将西蒙兹的目光移向文学艺术。他的第三卷论述意大利美术，第四、五卷论述意大利文学。其要旨在于阐明艺术是如何在这一伟大的复兴时代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在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的语言，他们的社会习惯，他们的理想作风，他们的道德标准，他们对人的估价，均受艺术的制约。”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为特殊原因而牺牲了视觉艺术，西蒙兹则把艺术放在中心地位，似乎要弥补布克哈特的缺憾。这恐怕是两书最显著的差别了。其实，将西蒙兹这三卷书合为整体看待，恰与布克哈特的第四部分“世界与人的发现”若合符节，其主题也是：意大利人对个性和天伦之乐的独特见解，思想的日益世俗化，对神学控制的摆脱，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人“赋予其各种智识力量的每个阶段以艺术形式”的内在素养。
西蒙兹的最后两卷书论述反宗教改革运动，追溯文艺复兴的衰落，很像是全书的后记。
西蒙兹没有像布克哈特那样为“社会和节庆”或“道德与宗教”等主题专辟章节，而是将之散布于整套书（尤其是第一卷）的字里行间，其观点基本上与布克哈特一致。例如，强调文艺复兴人的异教精神，突出他们对宗教的冷漠态度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道德混乱。西蒙兹本人多病而神经质，并且是个同性恋者。他说，自己在写这部巨著时，常常感到“时间和死神就在他的脚后跟”穷追不舍。他身为新教教徒，却对宗教毫无敬意。显然，在他看来，其笔下那些精力旺盛、无视宗教的罪人具有特殊的魅力。
西蒙兹的文艺复兴观念在本质上跟布克哈特相同，只不过是更戏剧化而已；西蒙兹在许多方面微妙地夸张了布克哈特的观念，这尤见诸于他对文艺复兴本质的看法：
文艺复兴一词的真正涵义是自由的新生――人类精神恢复意识和自我决定的力量，经由艺术认识外部世界和人体的美，解放科学中的理性和宗教上的良知，将文化重返智性，建立政治自由的原则。教会是中世纪的校长。文化是文艺复兴时期使人高雅而更具人性的影响。今天与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通过教育使知识家喻户晓――即推倒中世纪在教士与凡人，以及中间时代在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之间所设立的屏障。不论人人平等享有社会、政治和知识利益的现代乌托邦世界能否成为现实，我们都坚信不疑，从文艺复兴以来，人性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运行。
在此，西蒙兹言过其实地强调了文艺复兴的双重意义。羡慕“文艺复兴”的贵族知识分子大凡惧怕“民主观念”的滋长，西蒙兹则不然，他与英国自由主义者一样深信，随着个性和理性自由的增强，人性会取得不断地进步，在这一方面德国理想主义哲学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对他来说，“文艺复兴”是现代进步的开端，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各种运动接过其接力棒而完成现代进步史的第一个阶段。它是西蒙兹在自己时代所珍视的、也为未来所展望的一切价值的本源。而这一本源即是其特有的“青春活力”，一种随之而消失、不论以何种方式都难以恢复的朝气：
穷奢极欲的岁月，学术奋斗的岁月，以人工的手法维持或以巧妙的方式延长的生命岁月，都不能削弱那将要创新世界者的骨气。这些文艺复兴的巨人，在严酷的环境中成长，不习惯于娇生惯养的生活，他们像少年男子一样，善于吃苦耐劳，而在人生享乐上毫无节制。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饥饿，疾病，疲惫，危险和失望都没有压服他们。他们不知道那种产生于怀疑主义的厌倦疲困，他们不知道那种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绝望。他们那清新而纯正的感觉，使他们对美和自然的东西具有敏锐的眼光。他们渴望宏伟壮丽，他们能够凭直觉领悟豪华显赫，与此同时，餍足的时期还远在后面。他们的青春活力似乎所向披靡；没有一种快乐曾减弱他们的胃口。他们好像出生在一个欲望和能力势均力敌的时刻，一个知觉没有迟钝，感觉没有腻烦的时刻。这些文艺复兴的人们，对奇妙的世界他们刚刚睁开双眼，经受了我们可称之为现代世界的第一个伟大的春潮。世上没有什么比在他们身上颤动的完满生命更奇妙的了。他们天生富于各种能力和感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他们个性在行动中的作用。
上述两段话引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卷导论，系作者未见布克哈特著作时所写的文字，可见没有布克哈特的影响，他照样能构造这样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复兴画面。这是一个比布克哈特更夸张、更具戏剧化、更带主观情感的“文艺复兴”观念。
西蒙兹曾试图向读者说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布克哈特。他承认曾把“自己的意见跟布克哈特那样一位学术渊深、理解精审的作家进行过比较”，他认为布克哈特对整个题目的处理既敏感又富于哲理，但他笔锋一转特意强调说，他不愿夸张从这种比较中所受的裨益。然而，正是他的申辩，无意中给我们提供了看清他的弱点的线索：他缺乏布克哈特那种善于冷静分析、谨慎下笔的气质。西蒙兹读书多多，不求甚解，不求耐心消化，其火焰般的激情、神经质的焦虑，给他的著作染上了一层厚厚的戏剧化色彩。他的探索是美学的；如果说布克哈特是谨慎的艺术史家，那么西蒙兹就是主观的艺术批评家。在他那里，“文艺复兴”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强烈对比的时代。其“文艺复兴人”的形象更多地建立在米什莱与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上。布克哈特轻视因果说明，西蒙兹则热衷于此。他把“文艺复兴”解释成“聪明才智的自动迸发”，把意大利人在现代历史的“自由戏剧”中所成功扮演的角色说成是“体现于欧洲种族的人类所获得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或“现代世界的理性的解放”。布克哈特决不会如此莽撞地得出这类结论。如果西蒙兹也回避此类肤浅的推论，其论述也许会更深刻一些，因为，与布克哈特相仿，西蒙兹想写的“既不是制度史，也不是政治史，而是一部关于某个时代的文化史”。
他的这个本意足以抵消黑格尔主义诱惑的侵扰，在传播布克哈特式的“文艺复兴”观念上，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起的作用，事实上远远大于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本身。胡适的“中国文艺复兴”的设想，就是布克哈特观念的翻版之翻版。他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是1914年出版的普及读物，属于大众化了的西蒙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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