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几篇例外，本书是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栏文章的第二本结集。书名的选择费了一点周折。
待到把结集的文章再翻阅一遍，想来想去，以为还是借当年费雪（Lrving Fisher）的一句名言
问题要从“收入”谈起。在日常生活里，没有哪个人不关心收入，也没有哪个人不知道收入的含义。也许因为过于平常了，经济学家忽略收入的研究久矣。就我所知，在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之后，似乎就没有什么关于“收入”行为的重要研究问世。但是，当年在费雪那里，事情可不是这样的。为了研究利息，费雪对资本和收入的性质下过多年的功夫，早在1907年便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问世。这本专著，后来概写成《利息理论》的第一章，第一次指出“收入是资产提供的服务”。
是的，真实世界里的人要挣得收入，总要有所凭靠。劳动收入吗？要靠一副好身板，还多少要加上分门别类的知识和技能。非劳动收入呢？可以凭土地，可以凭实物，可以凭钱财，无论哪样，都要讲究投资的眼光。费雪的本事是化繁为简，把所有可以带来收入的资产一般化，把收入定义为由资产提供的服务。
资产提供收入，须经历一个过程。其中，资产的状态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收入流的大小，我当年在北大荒下乡，有一段时间在“工分制”底下谋生。哪一天病到不能出工，工分为零，那一日的“收入”便没有了。“生病”是身体资产的一个事件，它对收入有负面的影响。在资产提供收入的过程里，有形形色色的事件发生，对收入的影响或正或负。
费雪的名言变得浅白易懂。不容易的地方，是将世间各式各样的收入，一概联系到相关资产的状态来加以研究。不是智力方面有什么特别困难，而是因为资产的实际状态在真实世界里发生变化，非深入调查难以掌握要领；而影响因素（“事件”）如此之多，如何取舍大有讲究。
真正困难之处，是费雪认为资产提供收入，因此资产的市值决定于它所产生的收入流的市值。是的，庄稼从地里长出来，没有土地长不出庄稼。但倘若说庄稼的市值由土地的市值决定，那就正好说反了。庄稼的价值由市场对庄稼的需求而定，因为庄稼有了市值，土地才有市值。一幅土地究竟价值几何，由该土地未来提供的全部收入流的市值来决定。
重要的是，资源提供的收入流的市值大小，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没有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在市场交易条件下，产出的市值大增！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规模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自从亚当・斯密以来，200年的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传统的经济学可能只看清了一点：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部出让、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难以抉择。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
这样联系起来，资产的权利界定（产权是也）影响产出的市值；而产出的市值，又决定了资产的价值。收入增长、财富增加、分工深化、收入再增加，这就是各地人民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收入停滞或减少、财富缩水、分工“浅化”、收入再减少，世人无不避之则吉。何去何从，财产权利怎样界定，始终是关键的、基础性的事件。
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经验，教导我们在影响收入的一连串事件中，特别看重产权事件。不是说自然条件不重要、技术不重要、投资数量不重要。但是我们亲眼所见，是同样的自然条件、技术和投资量，因为产权的界定不同，经济产出的水平和质量天差地别。从大势着眼，中国逐步走的是一条经由界定私人产权推动经济增长的路线。
问题是，产权界定也是一连串事件。有时推过去，私人产权得到清楚的限定、承认和保护；有时退回来，既得利益借各种名义侵犯私人产权又卷土重来。更多的时候是拉锯：说公不是公、说私不是私的，权利界分模糊，行为的限制不清不爽，攫取资源租金―――而不是生产和市场交换―――成为“潮流”。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如何，将由这样一连串产权事件来决定。本书的题材虽然五花八门，主要线索却只有一条：以产权的实际界定来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解释收入流的变动―――也就是经济增长。农村的事件如是，城镇也如是，各行各业皆如是。变化多端的题材，可以增加一般性概念和规律的可靠性。有的时候，故事的多样性可以增添一点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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