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日趋紧张，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 □所谓“希腊－欧洲的科学理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求真、向善、爱美的自由精神，一种不问功利、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
□唯人主义在和技术理性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中，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吊诡：技术发达了，人们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权利；科学发展了，人类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却越来越迷茫。对于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这种困境，作者称之为“生命的飘逝”。
半个世纪前，英国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他认为，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因为教育背景、学科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在文化理念和价值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而更致命的是，两个阵营中的人们往往互相鄙视、不屑于去理解对方的立场。这即是被称为“斯诺命题”的文化现象。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斯诺提出的问题依然摆在人们面前，两种文化的冲突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那么，问题的根源究竟何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深刻裂痕有无弥合的可能？吴国盛教授的《让科学回归人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思考维度。
这是作者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论文集，记录着他近十年来关于这个时代性问题的思考。在这本文集中，我们可以读到作者对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复杂关系的思想史考察，对于“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真知灼见，对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甚至还有关于气功、地外文明、生态环保、现代生物技术等热点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过，思考对象的多样化，思维跨度的跳跃性，并不能掩盖本书的精神主旨。这种精神，就是作者千呼万唤的科学之魂，也就是科学的人文本性―――自由。依据作者的研究，科学对于古典希腊人而言，是保证人之成为人的“优雅之艺”，希腊人的人文理想就是“自由”，希腊人的人文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而正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之中，蕴藏着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然而遗憾的是，自近代以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日趋紧张，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topower）的工具”（第3页）。因此，揭示科学的人文本性，阐发作为科学之魂的自由精神，从而缓解两种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这种愿望和诉求，想必也是本书结集出版的一个深层动机吧。
自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同时也是一个极易产生歧义的字眼。有鉴于此，作者在这里赋予“自由”一种特定的含义，它“远不只是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而是作为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之基础的科学理性”（第3页）。然而问题是，这种“自由的科学理性”同样是一个有待阐释清楚的概念，它究竟是什么呢？雪莱说，“我们西方人本质上都是希腊人”，这是一个诗人的天才洞见。同样，西方科学的传统也必然要追溯到古希腊这西方文化的摇篮，而不能仅限于“哥白尼革命”之后所建立的近代科学。在本书作者看来，所谓“科学传统”，实际上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近代科学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等等，恰恰是孕育近代科学的母体。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传统，并不局限于近代科学，而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是胡塞尔极力弘扬并试图重建的理性传统，是“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第6页）。在古希腊，“科学”的涵义远比英文中的“science”要广泛丰富，可能更接近于拉丁文的“scientia”或者德文的“wissenschaft”，不仅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比如哲学。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哲学的本义“智慧之爱”（philo－sophia），意味着超越实际的功利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性知识，从而与世界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就把哲学看成是一切知识中最高的，也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惟有这种不为其他效用而存在的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第8页）。这种科学就是哲学，就是体现理性精神的自由学问，而所谓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理性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科学理想和自由观念，同样可以在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众多贤哲那里找到。在这种“自由科学”的精神氛围中，孕育出希腊人独特的教育模式。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他们把数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一门“自由”的学问，一门纯粹的、不受实际功利制约的学问。由此，希腊人确立了古典人文教育的必修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学、和声学（音乐），这些都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再加上高级的辩证法（一门关于善的科学）。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科目和古罗马人后来加入的文法、修辞一起，合称为“七艺”，成为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希腊时代的科学理性，远非今日片面的技术理性，而是包含着“德性”和“操守”的健全理性，是富于审美精神的超越理性
一言以蔽之，所谓“希腊－欧洲的科学理性”，实质上就是一种求真、向善、爱美的自由精神，一种不问功利、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伟哉，希腊！这人类智慧的最初吟唱！正是在自由精神的歌声中，诞生了希腊丰神俊朗的文化生命；正是在自由意志的奔涌中，创造出希腊崇闳优美的哲学和艺术。奥林匹亚的绵绵群峰，爱琴海的粼粼波光，雅典城的巍巍圣殿，同荷马的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柏拉图的哲学、还有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一起，启示着希腊文明幻美的人生与自由的理想。
然而问题在于，这洋溢着美善精神的伟大理性传统，何以在近代科学那里丧失了自由的精神，而逐渐沦为“求力意志”的工具呢？对此，本书作者给出了两个重要原因：“唯人主义”的兴起和“技术理性”的泛滥，而且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所谓“唯人主义”，是指一种特定意义上的“人道主义”（humanism），它以人为最高的价值中心和价值原点，是对普罗泰哥拉“人是万物之尺度”的发扬和夸大。在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伴随着复兴古典学术的人文主义和强调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唯人主义也开始勃然兴起。从表面上看，唯人主义将人置于某种“中心”的地位，依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恰恰是在人们强调人的自我塑造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时，人对自由的背离开始了，这就是人的“本质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关系，并最终反过来损害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和自由创造。这种“本质化”的过程，也就是海德格尔常说的“遮蔽”。因此，对唯人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即是一种“去蔽”的过程（第15页）。
技术理性的泛滥与唯人主义紧密相关。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以一种新的理性形式，融合了库恩所说的“数学传统”与“实验传统”。这种新的理性形式，作者称之为“技术理性”，它展现了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维度：实施力量化、控制化和预测化，服从于人类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在弗朗西丝・培根“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的呐喊声中，科学的技术理性开始被召唤，“支配”与“控制”终于成为近代科学的内在要求。服从“力量”的要求，允诺“无限”的可能性，构成了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并最终表现为对理性具有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此意义上，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合流了：唯人主义认为，人具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因而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技术理性可以广泛地行使其威力。所以，“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之处”（第25页），两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唯人主义在和技术理性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中，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吊诡：技术发达了，人们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权利；科学发展了，人类对于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却越来越迷茫。对于唯人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这种困境，作者称之为“生命的飘逝”（第178页）。
时下，颇有一些所谓“科学精神”的捍卫者，动辄即以“科学方法”、“科学理性”，作为打压异己、排斥“异端”的法宝。不知他们是否想过，丧失了自由精神的科学，只是一架没有灵魂的“巨机器”，甚至会沦为求力意志的奴仆。难道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我们见到的还少么？在此，我们不妨重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段语重心长的警世明言：“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传播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爱因斯坦谈人生》，引自本书第29页）。
毫无疑问，作者提出的关于“让科学回归人文”的方案，是回应“斯诺命题”的一条富有建设性的思路。不过，我们在读完本书后可能意犹未尽，并提出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想法：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科学主义的盛行，是科学丧失了自由精神所导致的恶果。但是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有其特殊性。科学主义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畅通无阻，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哲学、文艺、民主政治和法治思想作为抵制科学僭越的壁垒，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压抑不无关系。如果要改变中国目前科学与人文极不对称的文化生态格局，恐怕不仅要弘扬科学的自由精神，“让科学回归人文”，以建立起“希腊－欧洲科学理性”的思想坐标和视野，而且也很有必要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这就涉及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真的缺少“自由”这一向度？是否仅仅是一套“仁治礼教”的道德体系？这些问题在上个世纪之初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有过激烈的争辩。这场事关中西文化取舍的大辩论，极为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思想界的走向。然而迟至今日，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还远未得到澄清。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滚滚洪流中，在“五四”诸公“打到孔家店”的激烈声讨中，维系我民族数千年伦理价值的“仁道礼教”体系，似乎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但是，这倒下的是孔子的真精神么？一种在诞生之初即缺乏自由精神的文化，可能具有绵延数千年的生命力吗？一个缺乏自由追求的民族，可能是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民族么？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起源于“轴心时代的文明”，比如希腊哲学、印度教－佛教、儒家文化、犹太教－基督教等。在过去2500年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动力，这些文明各循不同途径发展，造成今日纷争扰攘的世界；但今后人类历史又必将逐步趋向一共同“目标”，那就是“自由”。而且，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文化发展的源头，以获得文明的原动力。这种历史哲学观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就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任何“轴心文明”中，都不能没有“自由”这个文化生命的真谛。
依照《圣经》的记载，耶稣基督曾这样教导他的信众：“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新约・约翰福音》）。这种精神在后世不少教会大学的办学思想中得到了体现。50年前并入北大的燕京大学，其校训便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在构成中国传统精神之主体的“儒释道”文化中，固然缺少希腊式的科学理性，更没有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哲学。但是，在我们民族悠久的思想资源中，同样闪烁着自由精神的不朽光辉（假如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和理解不限于“希腊科学理性”和“自由主义”的话）。
孔子是中国两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主要创建者，也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之真义的人。道德的真精神在于“发乎至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在于自由优美的人格和天真仁爱的情怀，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切的礼法，只是这种仁爱之心所寄托的外表。孔子常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幸，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这“仁、礼、乐”的伟大传统，竟成了桎梏性灵的礼教；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智慧，竟化作弥漫社会的庸俗、折衷和苟且。丧失了赤子情怀和仁爱精神的“仁道礼教”，终于蜕变为虚妄伪善的文饰和思想专制的罗网。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人类的伟大精神，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如同这地球上的江河溪流，终将汇入那浩淼无际的大海。在黄昏夕照、暮色苍茫中，那海天一色的远方，是多么光明端丽、美洁庄严，有如世界创造的第一日。
（《让科学回归人文》，吴国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15．00元）
